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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衛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濃厚的東歐口音。每個樓裡有一個共用的客廳，客廳裡有一臺小三角鋼琴。學校的主樓裡有一個很大的鋪著深紅色地毯的客廳，叫玫瑰廳，每天下午4點可以在那裡喝下午茶，吃黃瓜三明治。而我原來的學校，宿舍大堂裡面只有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板凳和滿牆的塗鴉之作。在瓦瑟大學這種環境中讀書，你一輩子都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優越感。

最難忘的老師

我總覺得優越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兩者中讓我選一個，我想自信更實惠一點。家庭、相貌、文憑都可以予以優越感，但是這和本人沒有什麼關係，瓦瑟大學給我的優越感來自於她的三角鋼琴、紅地毯和黃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來自於瓦瑟大學給我的教育。

梁喜輝教授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老師，至於他是一箇中國人完全是個偶然，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會講中文。大三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了歐洲近代史，當一個瘦瘦的亞洲人走進課堂，我多少有點失望，我當時期望著一個我能愛上的紳士教這門課。梁教授講課就是講故事，他有一口標準德國口音的英國英語，下課前總結幾句，然後就把一班學生派到圖書館的典藏室去看書去了。他在黑板上寫的東西根本無法作筆記，如果這堂課時間再長一點，他在黑板上的塗鴉就和傑克遜·波拉克的畫有一拼了。

期中考試前，我們有一道作業，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設）”的作文。梁老師要我們假設二戰中如果任何一個參戰的國家改變其立場，會對近代史有什麼影響。我選了中國，因為我知道梁老師曾經寫過一本書講述德國軍官在國民黨軍隊中所進行的培訓及由其產生的影響。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觀點總結得非常好，他的書我至少看了三遍，結果他給了我個F——不及格。

我幾乎瘋了，非要梁教授給出我個理由來，他請我去他家吃晚飯。

進了客廳，我一眼就看到一個介於實驗室和小孩玩具之間的裝置。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歐洲近代史。”梁老師笑著說，“你看，最上端這個球掉下來就是南斯拉夫的槍殺，稶！球順著滑道滾到這個坑裡就會彈起來一面沙俄宣戰的小旗，小旗起來的時候旗杆就會把裝紅色液體的瓶子打翻，這樣血就會流遍歐洲，液體流進這個坑的時候，這個不倒翁的列寧就會飄起來……俄國革命……我還沒作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悶的腦子上面開了個天窗。

“來，”梁教授說，“你來看看我的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像一個三維的小人書。梁教授把二戰前柏林的地圖非常形象地畫滿了衛生間的牆壁、房頂，連馬桶的抽水缸都沒有放過。他告訴我戰前的柏林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他地圖上的每一個小店，酒吧都是根據他小時候的記憶和歷史資料標畫的，名稱、門牌號碼、掛的招牌的圖案、老闆的形象都是有考證的。梁老師說這很不容易，因為柏林的很多資料已經在二戰中消失了。

這頓飯吃了什麼，後來又談了什麼，我都記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記得從梁老師家出來的時候，我已經非常明白，教育的價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夠問“為什麼”，能夠獨立地找到答案，能夠有自己的觀點。會背書的學生都是傻X。我的自信來自於這頓飯之後我再也沒當過傻X。

丟了優越感

“為什麼？”我問。

“作啥，作啥，穀沒啥，哦不歡喜。”老於頭看也不看我，一邊擺弄著他攤頭的報紙，一邊很不耐煩地打發我。

他的攤位在上海美美百貨的拐角，所有高檔生活刊物都要朝拜這個攤點，因為就他這裡賣得好。我不知道我怎麼在不認識他的情況下把他得罪了，這個倔老頭把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