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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rdo;的章節中，作者的此一觀點盡顯無疑。而如果說掌握電視傳媒工具的陰謀家們想到更多的是如何攫取商業利益的話，在&ldo;實施中的世界新秩序&rdo;一章中，超級政治家茲比格諾夫&iddot;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ski）則已經看出了針對大眾的新鴉片所具有的娛樂性效力。

對於這種傳播媒體導向滿足大眾趣味的娛樂化現實，進而可能淪為幕後集團的工具，操控民意、偽造民主的假想，作者在&ldo;電視洗腦（白上加白）&rdo;一章中有著由淺及深、由表及裡的精彩闡述。他藉由廣告入手，闡發的是電視媒體本身所具有的麻醉效果，指出在&ldo;反民主&rdo;的收視率的統領下，公正、客觀、全面的新聞報導並不存在，有的只是為了達到高收視率產生的可觀經濟回報，而進行的無休止地對突發事件、獨家新聞和聳人聽聞的訊息的追逐。借用保羅&iddot;維瑞裡奧（paul virilio）的速度理論，作者看到，在現代性狂飆的當代，電視擁有的速度資源所具有的強大破壞性效果。在超速的傳播中，時空距離幻化於無形，痕跡遺落，記憶消失，我們還來不及感受，現在已如曇花一現成為過去，獨立的思考只能是天方夜譚。

由此，我們可以迴轉頭來審視第一章的內容。如果說，登月直播曾經激發出人類在浩瀚與渺小的遊移間難以名狀與訴說的情感衝動，並產生出征服慾望滿足後的快感等相對正面的感受，那麼，對於&ldo;911&rdo;，對於不久前發生在東南亞某國的劫殺事件的即時直播，則更多地將大眾的情緒導向&ldo;憤慨、恐懼、慈悲，甚至具有攻擊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動&rdo;。在電視以正義保護神姿態出現的背後，毫無疑問地隱藏著追求最高收視率的&ldo;黑手&rdo;。說&ldo;黑手&rdo;其實並不準確，因為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公眾應該享有最大程度知情權的民主社會的規則，而且是即時的。只是，什麼該知情，什麼不該知情的決定權卻並不在公眾手中。&ldo;電視要讓人看，讓人明白，要賦予注視以意義，要創造傳奇。然而，其實這只是個悖論，因為這個影像的世界也是由字詞控制的。字詞製造了恐慌、幻景、拋棄、吸引、安心、破壞和謊言&rdo;，正如福柯不遺餘力地對語言論述結構與社會權利之間的關系所做的闡述，電視語言同樣集中體現出社會權利與文化、倫理之間錯綜複雜的勾結與共謀。當今社會文化制度的有效維持和運作，依靠的正是這些語言的論述所形成和擴充套件的基礎。人們無疑無法不相信這些影像，它們具有超強的&ldo;製造現實&rdo;的效果，而它的危險即在於此：嘗試建立一種真實。我們知道，所謂的真相需要時間的剝絲去繭，專業的調查取證。然而，在一種集體性創傷的後遺症和強迫症的驅使下，人們不斷在內心重溫、回溯和放大曾經的目睹，受挫的情緒隨之膨脹與發酵，在調查結論出爐之前就群情激昂，到一個遙遠的國家打一場無名戰爭之箭已在弦上。如果真有陰謀，我們在成為獵物之前，卻也曾經參與過獵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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