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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社會集體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歡迎的，即使講的是同一種語言。許多難民是幾代甚至幾個世紀僑居德國之外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講的話幾乎是他們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國特徵。有些地區流入的人口改變了居民的整個特點。例如黑森，本來是新教徒佔優勢，現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則接近於旗鼓相當了。威斯特伐利亞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在巴代利亞，定居了大量蘇臺德區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們對當地產生的影響。這一些結果自然不為原來的居民所歡迎。他們心懷不滿，因為不是勉強止房屋與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額外的救濟稅款。有些難民精力充沛，有才幹，因此飛黃騰達，他們不消多少時間就在新環境裡變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兒不一定能得人望。還有許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無能力，就是庸庸碌碌。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122 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並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爐灶，恢復原樣的。這樣一些人適應不了環境，對社會起不了什麼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為社會的負擔。難民們紛紛湧到農村，而不是去城市，因為農村地區有許多完好無損的房園。結果農村變得擁擠不堪。因此，難民問題不是一個工業無產階級的問題，而是一個農村貧民的問題。

最後的結果是難民的存在成了德國，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來的居民給他們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們搞走，另一方面，難民本身因遭受外國的驅逐而感到憤恨不平，又遭受本國同胞的勉強接待而心懷不滿，從而緬懷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朧朧的美好記憶中無疑地變得更美了）。唯一能使雙方一致起來的是這樣的信念，就是說如果收復了奧得河那邊的失地，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既然納粹利用定居國外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作為干涉和征服的藉口，那麼住有這類少數民族的國家在德國戰敗的時候把他們驅逐出境，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許蘇臺德區日耳曼人繼續定後在重要的前線地帶，就等於要他們置歷史教訓於不顧，因為1938年的記憶猶新。波茨坦會議只是承認和設法調整它無力阻撓的既成事實。羅斯福和邱吉爾都同意把德國東部相當大的一片地區劃歸波蘭，儘管他們對西尼斯河線並不贊成。真正要對這種結局負責的是納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國和俄國人，甚至也不是波蘭人和捷克人。但是，要指望這種政策的可憐犧牲者們懂得歸罪於誰，那反過來將是對人性要求過分了‐‐即使懂得這一點，他們的境遇也不會變得愉快，他們的憤恨也不會稍減。如果說有這麼一種情況的話，那就是很可能產生過激政策。避免這種後果的唯一辦法是使西德達到一定程度的繁榮，這樣一來，難民的人力和才能就會受到歡迎，他們就會很容易地為社會所吸收。但無法把他們全部吸收到農業中去。這就暴露出波茨坦協定的又一個缺點。協定的一項條款規定剝奪大量的德國工業，而另一方面則又強化工業所必須履行的責任。難民們並不定居在工123 業區，前面已經說過，情況適得其皮，因此解決難民問題，要麼把他們再遷徙一下，要麼在新地區興建工業。這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在做了。這樣做，再加上德國經濟的恢復，大有可能不使難民問題變得十分緊迫。儘管如此，在德國居住著那麼許多想起德國失地的人，這仍然是刺激民族主義感情的一種因素。毫無疑問，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會立即使難民問題重新突出起來。不管怎樣，難民們的閱歷很可能使他們因經濟衰退而採取極端措施。由於許多難民的生活並不十分有保障，經濟衰退對他們的打擊將超過別人。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永久存在的。到公元二千年的時候，還能記得奧得河那邊生活的人將所剩無幾了。但這個日期本身就告訴人們，歐洲不得不經歷一定程度的危險。

第九章　經濟事務

第一節　中央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