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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人遠離本國，多半是單獨聚居，與德國人幾乎沒有什麼社會交往。當然，下層的官員們在公務方面經常要和德國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級的司令部裡，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員。在高一級，打起交道來幾乎完全在英國人（或美國人）之間進行，用的是英語。他們的工作是與其他有關部門（包括國內的有關部門）協調政策和草擬110 必要的指令向下頒發。在辦公時間以外所接觸的德國人往往限於侍者、司機和其他僕役，這種鴻溝的存在有幾個原因，而正式禁止與敵國人親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樣，這一禁令於1945年7 月14日解除了）。很少有幾個官員能操流利的德語。管制機構的人員中懂德語的極不普遍，而德語幾乎是他們每天都要使用的。許多人在原則上厭惡德國人，認為他們應負戰爭的責任，應對納粹統治的種種暴行負責，因此他們不願意和德國人過往甚密。後來的接替者，因為役有親眼看到德國在歐洲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厭惡之情便不那麼強烈了。在某些地區，特別是在佔領區司令部的周圍，當地的德國居民大多數是農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國人為了這種或那種原因不願意和盟國人員交往。同時由於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運來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條禁令，盟國的口糧不可供給德國人（為盟國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顧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導致禁止在盟國餐廳或俱樂部招待德國人了。還有一個類似的禁令，就是盟國車輛不許德國人乘坐。由於德國人糧食匱乏，住房裝置簡陋，到他們家裡去訪問，動輒使人為難，進入德國人的飯店和咖啡館，也因一些明顯的理由而被禁止。有利於社交往來的一般條件既不存在，與其在缺乏這種條件的情況下花費力量勉為其難，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員會的孤立的小大地翼去，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也許當局在早期是原則上贊同與德國人交往的，那就應該採取若干實際步驟使這種交往簡化，時候一到，那些最嚴重的障礙就消除了。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會產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同時，如無正常的社交來往，一些為非作歹的社交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panel(1);

如果說在盟國佔領軍的圈子內貨幣已為軍階所代替，那麼在德國社會生活中金錢也已不起作用，日益為物物交換所取代。〔在西德〕&ldo;抑制&rdo;通貨膨脹的工作進行得荒謬絕倫，達到了扼殺經濟活動的地步。軍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條，即物價飛漲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萬惡的，於社會不利的。但是在人民忍飢挨餓，政府機構很不健全的情況下，企圖用具體的軍事命令來管理各佔領區內的經濟，這只能使經濟癱瘓的局面長期持續下去。貨幣在很大程度上己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經濟核算的尺度，取代貨幣的是以貨易貨、補償交易、以實物支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返祖形111式的經濟交往。其惡果有二：一是工業生產的恢復特別緩慢，二是農村飽而城市飢，情況懸殊極大。這項政策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比聽任物價飛漲所可能產生的情況還要嚴重。這種經濟方面的問題必須國待以後去討論。這裡我們所關心的是其社會後果。貨幣職能的喪失，破壞了西方文明賴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而代之。城市生活是以下面的設想為前提的，即農民願意把他們的產品拿到城市裡出售，換取現金。如果這一設想已成泡影，那麼城裡人要生活，只有到鄉村裡去用實物來交換糧食。如果工人們不得不去農場親自搞糧食，那麼用於工作的時間就迅速減少了。而且，不管怎樣，為了無人肯接受的金錢而幹活，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一旦誠實的勞動不復為人所愛，德國的道德標準就要遭受又一次打擊，這種道德標準已被兩次失敗的幻滅之感、通貨膨脹和十二年的納粹教育逐步破壞。採用什麼手段的問題成為如此突出，以致臥的是杏能證明手段之正確，已屬無關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