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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大會閉幕後,我獲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主持中央職工運動委
員會。中共中央根據這個決定,要我從速辭去在北方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到上海去就任新職。
我覆信表示,因孫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離開國民黨在北京的政治會議;同時我又在籌備第
二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作,難於立時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鐵路總工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
表十二條鐵路的工會。大會議決案有:爭取工會集會、言論、罷工等自由,參加國民革命,
參加國民會議,恢復和改進各工會,力爭工人的經濟利益等十項。這次會議象徵著鐵路工會
運動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後,經過兩年的蟄伏,又再行抬頭了。
大會在&ldo;二七&rdo;開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會致詞的時候,全場代表對我熱烈歡呼,
他們並對我蒙難入獄表示敬意。選舉時,我提出我因須赴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辭去總
幹事的職務;到會者知道無法挽留,改選我為鐵路總工會委員,並給我以鐵路總工會名譽會
長的榮銜;這事使我非常感動。至於總幹事的職務,則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張昆弟同志繼任。
我所作的工會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視。在段祺瑞的爪牙們的眼中,我是鼓動工人搗
亂的主要人物,又是國民黨的要角,曾領導過民眾團體,歡迎孫的北上;又組織國民會議促
成會與善後會議對抗(其實我為了避免軍閥們的嫉視,沒有參加促成會的會議;但顢頇的段
祺瑞卻寫在我的帳上);所以他們企圖再拘捕我,給革命力量一個打擊。
朋友們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朋友們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說,
段政府企圖逮捕幾個國民黨人,給孫先生一點顏色看,氣死孫先生,而我是目標之一。中共
的同志李大釗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點南下。但我仍願稍留時日,主要是為了不願於孫先生病
危時,先行離去。我於二月中旬交代了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任務之後,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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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李斌夫婦出名租了兩間房子,我分住了一間。為了絕對保密,我這住址連李大釗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釗先生經過我的&ldo;交通&rdo;找到我,問我:&ldo;你是不是住在西城&tis;&tis;衚衕&tis;
&tis;號?&rdo;在我承認是住在那裡之後,他說這是從段政府的警探們那裡探聽出來的;他並指出:
我的住址既被偵知,顯有立即被捕的危險。他要我依照國共兩方同志的意見,立即離京,不
能再有任何耽擱。
八日清晨,我在幾位鐵路工人護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蘆溝橋車站,搭上了京漢車,
前往鄭州。當時,段政府的權力有限,我一離開北京城,便算太平無事。京漢路北段是國民
軍地盤的大動脈,車上雖很擁擠,也有不少無票乘車的軍人,但秩序還不算十分糟。
我在鄭州停留了好幾天,主要是為了與我妻子會合。我妻出獄後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親。
我們約好她暫在家鄉等我的確定訊息。三月八日晚我抵達鄭州後,即電約她來鄭州,一同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