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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經濟，和製造輿論上，都有雄厚的實力；使我們常覺得有一隻強勁的手，在阻擋著

我們的前進。

一般革命人士以現實策略著眼，都覺得北伐戰爭是以分別解決反動軍閥為主題。他們贊

成進行各種各樣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但極圖避免與帝國主義者發生過早的衝突；因而不願

有侵犯外人生命財產等事件發生，以免外人藉口乾涉。但在群情憤激之下，需要冷靜的頭腦，

耐心的解釋，才能防患於未然。不少工人對租界或個別外人有報復的行動，中共負責人員常

向工人群眾解釋。我們指出帝國主義是要反對的，但現在外國軍艦的炮口正指著我們，不難

於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毀滅我們這個革命中心。而我方軍事勢力還不夠雄厚，工人的組織

還未健全，廣大的農民也尚未發動，因而此時決不可輕舉妄動，而自陷困境。

至於革命內部的領導，簡直可以說是一片混亂。眾多的機構和一般要人們，除了忙於集

會演說以外，做起事來，總是同床異夢，左右掣肘。他們中有各軍之爭；有軍權黨權之爭；

有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且農民與地主之爭也正在方興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與日俱漲。

總司令的職權超越一切，也日漸為人所不滿。一些有實力的軍事領袖們，站在他們本身

的立場，暗中實行對抗。各省當局都是以總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復以後，我本人便

被蔣氏指派為江西省政治會議和省政府的委員（我因武漢的職務，從未去就職）。他的命令是

包羅一切的，不管怎樣細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無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漢方面，反映總

司令職權的鄧演達，在這一點上也有類似的作風。

軍權超越了黨權，使國民黨黨部的負責人覺得不應該，他們懷念著孫中山先生&ldo;以黨治

國&rdo;的原則。湖北國民黨省黨部和省政府的各項重要職務，由湖狀籍的要人們分擔，其中多

系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員，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們除強調提高黨權外，也側重維護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這與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鄧演達發生若干爭執。

我當時調解這些爭端，也曾為了勸告董必武暫時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觀念一事，

而彼此爭得面紅耳赤。在我看來，鄧演達與蔣氏不能相提並論，他可能心向著我們這方面，

若將他逼往蔣氏那邊去，誠屬不智。

工會方面的活動更能體現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當武漢第二次工人代表大會舉

行的時候，總政治部的代表曾宣告對工會良民組織，採取贊助態度；但要求工會服從總政治

部的領導。工會領袖也宣告願促進工會與國民黨黨部的關係，接受總政治部和國民黨黨部的

領導，同時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

在中共方面想來，它在工會方面的領導地位是無可爭議的；表面上承認國民黨的領導，

並不等於犧牲中共的領導，反可以避免與象鄧演達這樣的人發生直接的爭執。我們之所以提

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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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國民會議的問題，在孫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的檔案中雖間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