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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毀了一次。據說，也是有外人在幕後操縱的。

我除了應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種種打擊外，還要注意節制群眾愛國熱情的過分奔放。當時

在群情激昂之下，隨時有爆發報復性行動的可能，我估計到我們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眾失

去控制，發生殺害外人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勸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們的行動限於經濟性的抵制；指出這種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國民族的威力；暫時

不可再進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慘案後，中國一般名流和有見識的商人，都覺得這個抵抗外力壓迫的事件，必須由

政府負責處理；單憑民眾的消極抵抗是不夠的。甚至左傾的學生，也主張由政府根據法律，

展開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這樣做？於是人們對北京政府的無能，感到不能容

忍了。

中共中央認為不能對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實力的外國殖民者也不會輕易對中國人

讓步的，只有增強民眾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決對外對內的根本問題。我們曾再三

商討，一時也提不出具體的方案。曾有人想到應依孫中山先生北上時的主張，從速召開國民

會議，組織舉國一致對外的政府，但我們也估計到，失去了孫先生的國民黨，暫時不會有這

樣主動的氣魄；而由幼齡的中共來單獨號召，一時也難於獲得人們的重視。如果勉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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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反可能因內在的糾紛，影響一致對外的陣線。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發表告民眾書，除對帝國主義者的野蠻殘暴，表示極端的憤慨外，

並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眾&ldo;萬不可

依賴和信任政府的交涉&rdo;。告民眾書反對調和與妥協，提出慎防帝國主義藉口反共的離間和破

壞；並號召堅持長期反抗和鞏固反帝的聯合戰線；但它並未說明用政治解決此一事變的具體

方案和可能的發展前途；反暗示毋寧光榮的失敗。這個檔案似清楚的說明瞭當時中共力量的

侷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獲得了組織上的發展，不少工人和學生相繼參加了中共和共產

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這個時候，中共開始成批的招收黨員。我曾主持過凡次工人新黨員入黨

的儀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黨員。他們多是五卅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經過短期的主義

訓練，就成為正式黨員。他們之入黨多數因對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的領導表示敬佩；本人又充

滿了民族熱情。

在事態演變之中，五升運動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調和政策逐漸得勢了。他是一

個有勢力的人商人；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憑藉合法的上海總商會的地位，進行調和政策，獲

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援。五卅慘案發生時，他洽在北京，負著北京段政府某種程度的調解

使命趕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面的解數。他採用兩面的手法‐一面是與工商學聯合會建

立友好關係，利用民氣，逼使外人作些輕微的讓步；一面以外人不能接受為理由，利用總商

會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之十七條要求；終於達到了他那逐步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