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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外，所謂國民黨左派與中共合為一體的說法，是否含有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應在國民黨第

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包辦國民黨中央委員席位的意義在內？所謂強迫中派追隨左派和進攻

右派的說法，又應如何實行？

我的這些問題都是鮑羅庭難於置答的。因而我更說明中共還在幼齡時代，沒有人參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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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民政府，也還沒有執掌政權的經驗，更沒有掌握軍事實力。中共黨員還沒有任高階軍官的，

在國民革命軍中，也多系負擔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視為軍中的附屬品，未能直接掌握軍

隊。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我們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多佔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國民黨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強中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接著我要求在廣州的同志們不要將中共中央的政策，視為退讓的政策；應認識到這是中

共自謀獨立發展和鞏固國民革命陣線所必要的措施；不應要求修改，而應切實執行。而且在

這次（第二次）國民黨代表大會中，我們應一致主張建立一種國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來處理問題。最低限度要將汪蔣合作的領導重心，在制度的基礎上鞏固起來，

便不受外間挑撥的影響。

我還提出了三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消除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對立的狀態；

這兩個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併為一；二是應主動的謀求省港罷工的結束；如果罷工委員會一時

不能結束，也應在國民政府法律範圍內活動；三是我們要求國民政府採取更明確的政策，支

持農民運動的發展；改組各地地主民團的武裝，使之成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農民的武裝，以

清除各地的武裝衝突，並滿足農民減租減息的經濟要求。

我曾向鮑羅庭說：&ldo;開除西山會議派和使中共黨員增加在國民黨中央的比重，並不算是甚

麼真正的革命進攻；如果能實現我上面所說的各點，特別是使農民勢力在鄉村中居於優勢，

才是實際的革命進攻。&rdo;

鮑羅庭並未答覆我的問題。廣東區委同志們似不願捲入我和鮑羅庭之間的辯論，沒有人

多發言，就散會了。事實證明廣東區委的多數負責同志是站在鮑羅庭一邊的；他們尤其反對

中共中央與孫、葉、邵等人所取得的協議，認為是對右派退讓的明證。他們雖不視我為退讓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覺得我多少對廣東情況有所瞭解，並寄予同情的人。但總感覺我的

意見，含有退讓的氣味。

張太雷向我所說的話，似刻畫出鮑羅庭當時的處境。他指出鮑羅庭在這裡與汪蔣等人一

同奮鬥，相處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況下，只有鮑才能平息國民黨內部可能發生的矛盾，穩

定現有的領導。不過近來鮑羅庭精神上頗感不安，在處理廣東各項問題上，往往遭遇困難，

又被右派所反對；而莫斯科和這裡的一些俄國軍事顧問，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現在中共

中央的決定更使其大傷腦筋。他還進而說到鮑羅庭在這裡花了兩年工夫，才把廣東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個人來接替這個顧問職務，是很難有適當人選的。

我曾向張太雷保證，中共中央並沒有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