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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詞，真正成為“混戰”之局。

親眼見過五四運動以及此後的各種類似運動，鍾泱看到了這個血淋淋的事實。而對比於後世紅門政權在對待各類運動時的殘暴手段，就可以知道這種所謂的主義，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從日本這邊看，1912…1926屬於“大正時代”，是日本推進議會主義的時代，儘管以軍部少壯派為主的軍國主義分子不斷干擾，但政治主流還是“政黨政治”。

尤其是1924年6月到1927年4月的“幣原外交”時期，日本外交謀求與西方列強一致的原則，理智派客觀上壓制了狂熱派對中國的武裝侵略與威脅。而西方列強因一戰後的恢復也自顧不暇，本來，當時中國的國際環境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然而，蘇俄帝國主義卻趁虛而入，出錢出槍出教官，挑起內亂，破壞了中國和平發展的極好時機。而以北伐為標識的蘇俄侵華成果，反過來又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使其勢力不斷膨脹。

隨著蘇俄操縱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日本國內驚呼中國即將成為蘇俄勢力，對日本構成直接威脅。

藉此，軍國主義分子終於取得政權，田中內閣1927年4月上臺，終結了大正時代的“政黨政治”，並採納孫逸仙臨死前在長崎、神戶演說時的建議，徹底拋棄與西方各國協調一致的外交政策，掃清了國際制約這個障礙。

日本“昭和時代”前期開始，籌備並施行大規模對外戰爭，其“對華強硬政策”逐漸佔上風，加緊了對華武裝侵略，最終必將導致抗日戰爭。

看著手裡的軍事報告文書，鍾泱面色陰沉不定。中原大戰已經進入尾聲，馮煥章的西北軍和姜瑞元中央軍，在河南河北大戰一通之後，最終是金陵**政府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華聯因為是第一個站在中央政府這邊，自然也成功的獲得了不少政治資本，同時使得華聯與**黨的外交，開始初步建立。

一切的局勢，似乎又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前進，但是鍾泱卻並不樂觀。鬱結的情緒，沉甸甸的壓在他的心間，他的眼睛始終是盯著東北方向，自從中東路事件結束之後，他就明白中日之間的戰爭，將難以避免。

蘇俄在北方邊境展現的軍事實力，壓制了日本軍方西擴的道路，那麼剩下的唯一可能，就只能是南侵中國。恰好中原大戰，給與了日本軍方這樣一個機會，整個東方，將會因此而被拖入毀滅的深淵。

西方列強自身難保，近在咫尺的國家只有完成了赤化之蘇俄還有正在進行赤化的日本。日本要侵略中國，而中國卻不可能去聯合蘇俄來抵制這種侵略。

百餘年來的歷史已經無情地證明，“聯俄”是對中國國家民族造成最大傷害的禍根。李鴻章“聯俄”，簽署《中俄密約》，結果非但沒能減輕日本對中國的傷害，反而被俄國趁火打劫，不僅留下中東鐵路這個後患。

沙俄還不費一槍一彈使整個東北成為其勢力範圍，甚至將其髒手伸進中國內地。在義和團導致的庚子之亂中，俄國其實並未受到什麼損失，但卻製造了海蘭泡大屠殺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屠殺****居民數以萬計，劫掠了大片中國領土。

在謀求庚子賠款時，俄國獅子大開口，獲得最多賠款達1。3億餘兩白銀，佔賠款總數的29，超過英、美、意、比、奧、荷、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九國所得之總和

蘇俄更狡猾，馬子任說：“十月**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嘛剋死劣獰主義。”此語準確之處在於它確實是“送”來的，並非唐僧取經那樣歷經千辛萬苦“取”回來的。不準確之處在於，屎大淋用嘛劣主義換回去的中國領土達172萬平方公里以上，比滿清賣國的全部領土還要多20餘萬平方公里

可見，嘛劣主義確實是比“堅船利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