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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後，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於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裡，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體、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迴圈往復，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2811座圖書館，蓋茨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蹤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份，其中以暴力為後盾的統治者最多，佔22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茨、洛克菲勒等）並列第二，各有9位；官場上的貪汙受賄者第三，共有4位，中國和法國各佔2位；並列第四的有三種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與蓋茨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於1303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於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他的財富增加後，又轉身投向了同樣的事業。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闆，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於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充套件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皮茹茲最後與劉瑾殊途同歸，他的財富也在國王們的沒收、賴帳和處罰之下消失了，這就是歐洲資產階級後來鬧革命的道理。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聖賢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於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於感覺匱乏的比例是10。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願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並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後不怕洪水滔天，憑什麼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裡，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於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下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颳得心理老大不平衡，於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後的標準結果。順便說一句，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後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在來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