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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一切都遷就了慈愛的、然而因襲封建傳統做法的母親。他的結婚，與其說是對朱安的愛，不如說是對母親的順從。

這位非常熱愛自己的母親的留學生，默然地服從著母親的一切安排，按照舊式婚姻儀式完了婚。婚姻儀式後，魯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臺門子傳太太的兒子周明山二人扶著上樓入新房。他始終沉默著，扶他的時候，他不推辭，也沒有一句話，在別人導演的這場似憂似樂的悲喜劇中，機械地充當著無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彷彿是現實，又彷彿是夢。出現在魯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著一副黝黑狹長的臉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腳、給人以發育不全的病態感覺的少女。傷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摻雜著悲涼的同情，一時紛至沓來，齊集心頭。魯迅臉色陰鬱地沉默著。

這一切，正如他以後曾經產生強烈共鳴的一位少年的詩中所寫的：……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彷彿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魯迅很快地感到現實強加給他的無愛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後沒幾天，他就匆匆地返回東京去了——他對母親表示了一種微弱的反抗。

真摯地疼愛魯迅的母親，沒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兒子痛苦的精神重擔。但是魯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舊式婚姻的犧牲者，她對此是不能負任何責任的。魯迅對友人許壽裳說：“這是母親送給的禮物，我只好供養她。”於是，在幾十年的歲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著形式上的夫妻關係。沒有愛，也沒有恨，沒有歡樂，也沒有爭吵……

魯迅從日本回國後，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紹興教書之外，其他時間終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們一直是南北分居。抽掉愛情的靈魂，婚姻只剩下一個空殼。在這種難堪的空殼中沉默著，即使在*任僉事過著那種死寂得令人窒息的生活的時候，他也沒有對朱安發過什麼怨言和牢騷，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唯一一次提到朱安的日記中流露過一點不滿：　“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　頗謬。”那時，他的心境實在太壞了。

1919年，魯迅三十九歲了。他在北平買了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一所房子，才將母親和朱安接到北京。到北京後他們各住一間房子，兩人之間依然保持著敬而遠之的關係。那時魯迅除在*任僉事外，還擔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一年四季，他們之間僅有的聯絡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魯迅起床，魯迅淡淡地“噢”一聲，到了吃飯時間，又是一聲招呼和一聲輕輕的應諾；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來到魯迅房前關照一下：“門關不關？”魯迅也照例是一聲淡淡的回答。

魯迅很尊重朱安的人格，他平等地對待這個善良但無法使他產生愛情的女子。每天他總是和朱安與周老太太一起進餐，座位也是固定的。在阜成門內西四三條二十一號居住時，吃飯時，魯迅總是坐在靠“老虎尾巴”的一方，老太太坐在靠旁門的一方，而朱安則坐在周老太太的對面。但是誰能理解這四合院裡兩個中年人的心靈的距離呢？

初婚（3）

魯迅實際上是過著簡樸的獨身生活，在嚴冬季節甚至還穿著單褲。有一次他對孫伏園說：“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藤繃或棕繃，我也不願意換厚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