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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好生觀察一下教堂建築裡的這一間牢房，就足以看清，當局現在捕抓的頭號物件就是青年。戰爭臨近結束，只要選定了什麼人，全可以大手大腳地抓起來：已經用不著他們去當兵了。據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盧賓卡(莫斯科省內務機關)審理過一起&ldo;民主黨&rdo;的案子。根據傳聞，這個黨是由五十來個少年組成的，有黨章、黨證。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個莫斯科中學的十年級學生，擔任&ldo;總書記&rdo;。戰爭最後一年，一些大學生也偶爾出現在莫斯科的監獄裡。我在各處都遇到一些。當時我自己似乎還不算老，但是他們‐‐更年輕。

這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發生的?我們‐‐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齡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當中，在後方成長起來了另外一代人。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大學走廊的鑲木地板上高視闊步，自認是全國、全世界最年輕最聰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蒼白神態傲岸的少年踩著監室的花磚地向我們迎面走來。這時候我們愕然地發現，最年輕最聰明的已經不是我們‐‐而是他們!但是我對此毫無怨尤，這時候我已經滿心喜悅地願意為他們讓路。他們要和一切人爭論、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麼熟悉。我懂得他們的自豪感，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了這個高貴的命運，並且絲毫也不後悔。每當我看到監獄的光環在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臉蛋的周圍搖曳的時候，總是感到不寒而慄。

在那以前的一個月，在布蒂爾卡監獄的另一間半病房性質的監室裡，當我剛一跨進它的過道，還沒有找到空位的時候，一個膚色淡黃、有著猶太人的柔和臉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來。儘管是夏天，他仍然裹著一件有彈洞的破舊士兵大衣，看來他冷得難受。他的神氣預示著一場舌戰，甚至可以說是在祈求著一場舌戰。他叫鮑里斯&iddot;加麥羅夫。他開始向我提問題;談話的內容一方面牽涉到各自的經歷，另一方面牽涉到政治。不記得為什麼我提起了我國報紙上發表的剛去世的羅斯福總統的一段祈禱詞並且給了它一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評語：

&ldo;嗯，這當然是虛偽的。&rdo;

年輕人的淡黃色的眉毛忽然抖動了一下，蒼白的嘴唇圓了起來，身體好像挺得更直了。他問我：

&ldo;為什麼?為什麼您認為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真誠地信奉上帝?&rdo;

他所說的僅僅是這些!但是你瞧這是從哪一個方向發起的攻擊?這難道是從一個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裡聽到的話嗎?我本來可以給他一個很堅定的回答，但是監獄已經動搖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們每人內心的深處，都有一種最純淨的感覺，它存在於我們的諸種信念之外。這種感覺此時向我指明：我剛才說的並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從外面加諸於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駁他，只是反問：

&ldo;您信奉上帝嗎?&rdo;

&ldo;當然，&rdo;他從容地回答。

當然?當然……是啊，是啊。共青團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卻只有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別看他這麼年輕，鮑里斯&iddot;加麥羅夫不僅曾是反坦克部隊的中士，用士兵們稱為&ldo;永別祖國&rdo;的四五反坦克炮打過仗，而且肺部還受過傷，至今也沒有治癒。他的結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麥羅夫因傷致殘，脫離了軍隊，考進莫斯科大學生物系。這樣一來，在他身上就有兩股線交織在一起：一股來自士兵生活，另一股來自戰爭末期決非愚昧、決非僵死的大學生生活。對未來進行著思考和議論的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