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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比社會黨人更&ldo;左&rdo;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他們又把社會黨人當作反革命而疏遠他們‐‐因此就用一道環形的壕溝徹底地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各自把自己這一派看得純子、高於其餘的派別,輕視甚至仇視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築的鐵窗裡、在同一些監獄院子裡放風的社會黨人(彼此之間也是一樣)。葉&iddot;奧利茨卡妮回憶,三七年在瓦寧諾港的遞解站上,男隔離區和女隔離區的社會黨人隔著圍牆互相喊話,尋找自己人,互通訊息。這時,女共產黨員莉莎&iddot;科吉克和瑪麗亞&iddot;克魯吉科娃深表憤慨,認為社會黨人的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給大家招來行政當局的懲罰,她們這樣說:&ldo;我們的一切災難‐‐都是這些社會主義壞蛋招來的‐‐(深刻的說明,而且是多麼合乎辯證法呀!)。‐一把他們一個個掐死才好哩!&rdo;‐‐而一九二五年關在盧賓卡的那兩個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為其中一個是社會革命黨人而另一個是反對派分子,她們之間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說來反對派分子甚至不應當同社會革命黨人在一個抗議中聯合起來。
如果說在沙皇的監獄裡各政黨常常聯合起來共同進行獄中鬥爭(我們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的越獄),那末,在蘇維埃的監獄裡每個派別都認為要保持自己旗幟的純潔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別聯合。托洛茨基分子不與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一起而單獨進行鬥爭,共產黨人則根本不進行鬥爭,因為怎能允許自己去進行反對自己的政權和監獄的鬥爭呢?
結果就發生這樣的情形,共產黨人在隔離所裡,在服刑監獄裡比其他人更早更厲害地受到欺凌。女共產黨員納吉日達&iddot;蘇羅夫採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裡放風時走在&ldo;魚貫而行&rdo;的佇列裡,沒有談話的權利,而當時社會黨人卻還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聲喧嚷呢。已經不允許她照料小院裡的花木,花木是以前進行過鬥爭的囚犯們留下的。當時就已經剝奪了她看報的權利。(可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政治處卻允許她在監室裡擁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黑格爾的全集。)讓她幾乎在黑暗中同母親會見,心情抑鬱的母親很快就去世了。(她對於女兒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麼想法呢?)
在監獄中言行表現方面的多年以來的差別,進而轉化為在所得到的報償方面的深刻差別: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會黨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強迫他們作自我誣陷:因為他們不隱瞞自己夠得上判刑條件的特殊觀點!而共產黨員則從來也沒有自己的特殊觀點!憑什麼去審判他呢?
雖然巨大的&ldo;群島&rdo;已經遍佈各地‐‐但服刑監獄絲毫也沒有衰落。舊的牢獄傳統仍然很有生氣地延續著。&ldo;群島&rdo;為教育群眾所提供的新的則極其寶貴的東西,還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種監獄和一般服刑監獄,才能構成完整的系統。
並不是任何一、被國家機器吞進去的人都應該同&ldo;群島&rdo;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顯要的外國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罷官的國家安全機關同僚,怎樣也不能在勞改營中公開露面,他們推小車的勞動抵償不了洩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損失。同樣也不能容許把那些經常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的社會黨人與一般群眾混合關押‐‐他們被單獨地看守起來,單獨地受摧殘,表面的理由正是說讓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