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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怎樣的供認呀，‐‐不是被迫的，這時，懺悔從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獨白，一心想說啊說啊，揭發呀，鞭笞呀!讓費多托夫老頭兒(六十六歲)坐下，已經夠了!‐‐不，他死氣白賴地還要提供解釋和說明!接連五次開庭甚至都輪不上提問題：被告不斷地說啊，說啊，解釋啊，說完了又請求發言，還要對遺漏的內容作補充。他們用演繹法把起訴所需要的一切內容說得一清二楚，無需提出任何問題。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長篇說明之後，為了把意思說明白，還像對蠢笨的學生講課似的作了簡要的小結。被告們最怕的是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解釋清楚，還有什麼人沒有被揭發，還有誰的姓名沒有點到，還有誰的暗害意圖沒有說明白。而且什麼難聽的話都往自己頭上扣!‐‐&ldo;我是階級敵人&rdo;，&ldo;我是被收買的&rdo;，&ldo;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rdo;。檢察長：&ldo;這是你的錯誤?&rdo;察爾諾夫斯基：&ldo;和罪行!&rdo;克雷連科乾脆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五次開庭他只是喝茶;吃餅乾，或者吃給他送上來的別的東西。

但是這種感情激動的場面被告們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沒有磁帶錄音，可是辯護人奧採普描述：&ldo;被告們說話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練熟了，一點也不慌張。&rdo;真是想不到!‐‐這樣強烈的懺悔的激情‐‐怎麼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來還不僅如此呢，他們各人那篇編得很順溜的充滿悔恨的詞兒，也說得有氣無力，含糊不清，以至維辛斯基常常請他們說得響一些，說得清楚一些，因為什麼都聽不見。

辯護方面也絲毫沒有破壞審判的嚴整性：檢察長提出的一切建議它都同意，它把檢察長的公訴詞稱做有歷史意義的把自己擺出來的那些理由說成是狹隘的違心之論，因為&ldo;蘇維埃辯護人首先是蘇聯公民&rdo;，他對被辯護人的罪行&ldo;與全體勞動者一起感到憤慨&rdo;。(《工業黨審判》第四八八頁)在進行法庭調查時，辯護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無關緊要的問題，如果維辛斯基打斷他們的話，他們就趕緊縮回去。律師們本來也只為兩名沒有多大問題的紡織工作者辯護，他們既不對犯罪構成進行爭論，也不對行為的評定提出異議，而只是說：能否使被辯護人免於槍決?審判員同志，清考慮什麼更有用些，&ldo;他的屍體還是他的勞動&rdo;?

這些資產階級工程師們所犯下的發著惡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請看吧。做計劃時降低發展速度(例如，工人群眾決心每年增產百分之四、五十，而計劃中年產量的增長率總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開採的速度。未能以足夠速度發展庫茲巴斯。利用經濟理論上的爭論(用不用德聶伯河水電站向頓巴斯供電?修不修莫斯科一頓巴斯的超級幹線?)來拖延重大問題的解決(工程師們在爭論，事情擺著不動!)。拖延工程設計的審查(沒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講授材料力學的時候推行反蘇路線。安裝陳舊裝置。使資金呆滯(把它們投入了造價昂貴的和曠日持久的建築工程)。實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對金屬材料使用不善(鋼材品種不全)。在各車間之間、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間造成比例失調(這在紡織部門特別突出：和當年棉花收穫量相比，多建了一兩座紡織廠)。後來又發生了從低指標一下子跳到高指標的現象。對這個倒黴的紡織工業開始實行了顯然是暗害性的加速發展。最主要的是：他們制定了破壞動力工業的計劃(但是無論在哪裡，一次也沒有實行)。因此暗害活動不是表現為個別機器的毀壞，‐‐而是在計劃上、業務上的暗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