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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知識分子，他用的詞總是：腐爛的自由主義的;&ldo;循規蹈矩的&rdo;;&ldo;有學識的&rdo;人所常有的&ldo;懈怠&rdo;;認為它永遠是輕率的，認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業‐‐但它什麼時候宣誓效忠過?

這種對知識界的嘲笑，這種對它的蔑視，被二十年代的政論家們、被二十年代的報紙、風習，最後還被知識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過去，他們咒罵了自己永遠的輕率、永遠的兩重性、永遠的無骨氣和無可救藥地落後於時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聽，&ldo;公訴當局&rdo;的聲音在&ldo;高庭&rdo;的拱頂下隆隆作響，使我們回到座位上來：

&ldo;這個社會階層……這些年來受到了全面重新估價的考驗。&rdo;重新估價，當時經常這麼說。重新估價的結論是什麼呢?請看：&ldo;俄國的知識階層帶著民權的口號(畢竟還是有點東西!)投入革命洪爐，從那裡出來的時候成了黑色(連白色都不是!)將軍們、僱傭者們(!)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順從代理人。知識階層踐踏了自己的旗幟，並使它沾滿了汙泥。&rdo;(克雷連科，第五十四頁)

只是因為&ldo;這個社會集團已經成為歷史陳跡&rdo;，所以才&ldo;沒有必要把它的個別代表人物徹底打倒&rdo;。

這是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多麼強大的預見力!啊，科學的革命家們!(然而徹底打倒還是有必要的。整個二年還在繼續打呀，打呀。)

現在我們懷著厭惡的心情察看這二十八名黑將軍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僱傭者。一股&ldo;中心&rdo;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撲來‐‐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來的各種案件，腦子裡就出現各式各樣的中心，一會兒是工程師中心，一會兒是孟什維克中心，一會兒是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中心，一會兒是右派-布哈林中心，虧得把這些中心一個一個地粉碎了，我們大家才能活到現在)。哪裡有中心，哪裡當然就有帝國主義插手。

誠然，當我們往下聽到，現在受審判的這個策略中心並不是一個組織，它一沒有章程，沒有綱領，三沒有會費，我們心裡就稍稍輕鬆一些。那是什麼呢?那是：他們會過面!(不寒而慄。)會面時，他們彼此交流了觀點!(渾身冰涼。)

罪名十分嚴重，並且附有罪證：對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兩件罪證。(第三十八頁)這就是不在場的活動家米亞科京和費多羅夫(他們在國外)的兩封來信。他們現時不在場，但在十月革命前曾與在場者同屬於各種委員會，這就使我們有權把不在場者和在場者同等看待。信中講的是：關於同鄧尼金在一些小問題上的分歧，如農民問題(沒有告訴我們內容，但顯然是：建議鄧尼金把土地分給農民)，猶太人問題，民族聯邦問題，行政管理問題(民主制而不是專政)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從這些罪證中得出了什麼結論呢?很簡單：它們證明瞭在場者同鄧尼金有通訊關係和觀點一致。(哎喲，好冷呀!)

但是對在場者還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蘇維埃政權控制的邊區(例如基輔)的熟人交換情報!那就是，比方說，從前這是俄國的土地，而後來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們把這塊邊地讓給了德國，而人們則繼續有書簡往返：伊萬&iddot;伊萬內奇，在那裡生活得怎樣?……而我們這裡……h&iddot;&iddot;基施金(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甚至從被告席上狂妄地辯解說：&ldo;人不想當瞎子，總是想知道各地的情況。&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