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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們‘李敖不合作’的壞印象，自此約4個小時一輪班。總是兩人一組，夜以繼日，問個不停。所謂夜以繼日，其實是想象中的說法，因為疲勞審問下來，我根本難以分清是日還是夜。訊問室第5房是間內有洗手間的小套房，除一窄床一小圓桌一小茶几和4把藤椅外，別無他物。天花板是一塊塊有密集小孔的甘蔗板，板面白色，小孔看起來黑色，內裝錄音線路，角落有閉路監視鏡頭伸出，一舉一動，全程監視。房正中央屋頂懸有5盞60瓦的燈泡，不分日夜，永遠開著，房的四牆和地面都釘上深褐色的塑膠布，布後是泡綿，摸上去走上去都軟軟的，連床也是如此，也被塑膠布包住，床固定在牆上，床下是實心的，整個房間卻沒有窗戶。換句話說，全靠燈光和空調氣孔維持人的視覺和呼吸。全房只有一扇門，門上方有一手掌大小玻璃，透過玻璃，門外的警衛可以窺視室內動靜，我在這第5房住了近一年，門口的警衛24小時從沒中斷過。換句話說，除了在洗臉、大小便時有個死角外，一舉一動，全在閉路電視和警衛一人的監視中。正因為第5房的裝修如此奇異，所以我在夜以繼日、日以繼夜的疲勞審問中，完全無法辨別是日是夜，只能從早餐的情況感覺出又一天開始了。

李敖又說：“我從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經過三四天或四五天的疲勞審問，始終渾身疲累卻滿口謊話，不得要領。特務們偵訊的方式只是翻來覆去聽你說說說，偶爾在旁做記錄，4小時換一班，接班的兩人翻看記錄後，即立刻進入情況。輪番上陣，一一追問我過去多年所做‘害’國民黨的事，尤其是‘跟監’我的14個月中，我竟神通廣大，在被‘跟監’中做的許多‘害’他們的事，例如援救柏楊事件、泰源監獄名單事件、接雷震出獄事件、竊聽器偷運事件，乃至八竿子打不著的美國商業銀行爆炸事件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問題中，最令我困擾的是一再問什麼是‘兩個半’？我說‘兩個半’是中國民間傳說有兩個半軍事家，一個是楊傑、一個是蔣介石、半個是白崇禧。他們說你李敖胡扯，我們問的不是這個。我說既然不是這個，請你們給我一個邊，教我怎麼答，否則無從答起，最後終於告訴我魏廷朝說‘兩個半’是他是一個‘###’，謝聰敏是一個‘###’，你李敖是半個‘###’。在臺灣肯定的‘###’，只有你們‘兩個半’。事實上，魏廷朝從來沒跟我提過什麼‘兩個半’，我又從何答起？最後偵訊人員告訴我，他們得到的情報是以某某為首的叛亂活動‘臺灣本部’有五個委員，我是其中之一。我聽了大惑不解，因為關於這‘臺灣本部’，事實上，我一無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後才得知的。聽了這一天方夜譚，我說半個正好是‘兩個半’的五分之一，‘兩個半’自是指五委員而言，這樣看來，‘兩個半’豈不正是五委員的秘密代號嗎？—我在憂患中仍不失幽默，這段諷刺，我記憶猶新。”

李敖說：“為了證實我是五委員之一，特務們硬要從我口中，落實這一事實。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內容從拶指到夾竹竿，不一而足。後來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氣的一位，同案除……以下，……都受到各種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寶劍、三上吊、搖電話等等在內，這樣子長年逼供的迫害，最後取得的自白，其真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求我的人物是由保安處組長李彬如上校帶頭。李彬如長得很委瑣黑矮，上海口音，在1963年檢察官王鎮被刑求案中，就出過大惡名（1963年5月6日監察院‘王鎮訴請被警總刑求案之監察院調查報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後來因脊椎生病死了。……這些人在辦案時，心理狀態都是極有問題的。例如他們刑求逼供時，我反問他們，我說：‘我看別這麼麻煩了好不好？你們拿空白的筆錄紙來，我在最後先蓋下指模奉贈，然後你們回辦公室，隨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