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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情嗎？我想在天黑之前趕回家。”

“當然可以。”這位上司說。“我來只是告訴你，明天別作其他安排。九點鐘有人會去你家接你。”

“有什麼事嗎？”

“我不太清楚。”對方回答道。“九點鐘準備好就是了。”

阿弗納不高興了。“噢，”他說。“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飛了十二小時，想好好睡一覺。”

“那就去睡一覺。”他的上司說。“誰讓你不睡覺了？”就說了這麼幾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納差不多把這場對話忘了，已經把游泳褲放在一個包裡了——在特拉維夫，星期六大家都會去海灘——他突然想起來了。“算了吧。”他對肖莎娜說。“我不能去了。他媽的，現在快九點了。再過兩分鐘有人要來接我。”

跟往常一樣，肖莎娜什麼也沒問，她甚至沒有表現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著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納既想喝咖啡，又想繫鞋帶。

九點過一分，樓下的門鈴響了。阿弗納一邊扣襯衣釦子，一邊咔噠咔噠地走了兩段樓梯，從二樓上下來。在門口，他停了一下，認出了門廊裡的那個人。他們有過點頭之交。那個人跟他一樣，是個負責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務長期不變，他是“穆薩德”的頭頭、老闆茲弗·扎米爾將軍的司機。

阿弗納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錯了。

“你按我的門鈴了？”他邊問邊摸索著襯衣的最後一顆釦子。那個司機點點頭，替阿弗納一直把門開著。然後他跟著他走到大街上，開啟停在圍欄邊的汽車的門。坐在後座上的是扎米爾。

阿弗納遲疑不決。

“進來吧，進來吧。”將軍一邊說，一邊向他不耐煩地揮手。

阿弗納鑽進車裡，在“穆薩德”組織的頭頭旁邊坐下來，思緒一片混亂。他以前見過扎米爾兩次。一次是訓練的時候別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輕特工介紹給他。另一次是在飛往羅馬的飛機上。當時扎米爾是乘客，阿弗納是空中警官。這次他們甚至還說了幾句話。

現在扎米爾就坐在汽車裡，他的旁邊！就像上次一樣。

以色列是個平等、不拘禮節的小國。儘管阿弗納感到吃驚，但他還不至於像一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低階特工發現自己坐在約翰·埃德加·胡佛局長旁邊那樣驚訝。在以色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和職業距離比其他多數國家都小。他們都是猶太人，一起划著同一條船，做著自己必須做的事情。

汽車沿著哈瑪斯革街行駛著。駛過德瑞克基布茲後，掉頭向東，向高速公路駛去。“我們去耶路撒冷。”扎米爾說。

阿弗納點點頭。此時問什麼問題都沒用了。他很快就會搞清楚是怎麼回事了。這時一個念頭掠過他的腦際，他也許犯了什麼錯誤，而且這個錯誤一定很嚴重，因為扎米爾都親自出面了。阿弗納想不出自己什麼時候犯過這麼嚴重的錯誤，所以並不緊張。

那個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曠無人。9月末的陽光仍然灼熱難當。他們從特拉維夫出發，半個小時後，汽車駛入耶路撒冷周圍的丘陵時，天氣明顯變冷了。阿弗納喜歡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條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樹林，被風雨侵蝕的岩石。柔和、乾燥的空氣使他想起歐洲那些活潑、輕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點綴著“三明治”殘骸——它們是由國產盔甲保護起來的卡車。在獨立戰爭期間，這些卡車保證著耶路撒冷與全國其他地方之間的供給線的暢通。當年卡車穿過阿拉伯人廣闊的疆城時常常受到游擊隊員的襲擊。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遺物。大多數以色列人對此都習以為常，不會多看一眼，然而對阿弗納的影響卻很大。

扎米爾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車上，他除了問了問他父親的情況之外沒有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