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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為當“總督”而追隨堂吉訶德，後看無望，仍不捨離去也正為此。堂吉訶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化身。他對於被壓迫者和弱小者寄予無限的同情。從許多章節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以熱情的語言歌頌自由，反對人壓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透過這一典型，塞萬提斯懷著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義的終結。這一點恰恰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舊的信仰解體、新的信仰（資產階級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斷裂時期的社會心態。

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也是一個典型形象。他是作為反襯堂吉訶德先生的形象而創造出來的。他的形象從反面烘托了信仰主義的衰落這一主題。堂吉訶德充滿幻想，桑丘·潘沙則事事從實際出發；堂吉訶德是禁慾主義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則是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派；堂吉訶德有豐富的學識，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訶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個農民，有小私有者的缺點，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島（實際上是一個村）的位置上時，他又能夠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貪汙受賄。後來由於受不了貴族們的捉弄離了職。他說：“我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既沒有吃虧，也沒有佔便宜，這是我同其他總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潛先生在評價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這兩個人物時說：“一個是滿腦子虛幻理想、持長矛來和風車搏鬥，以顯出騎士威風的堂吉訶德本人，另一個是要從美酒佳餚和高官厚祿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們一個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是可笑的實用主義者。但是堂吉訶德屬於過去，桑丘·潘沙卻屬於未來。隨著資產階級勢力的日漸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訶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在創作方法上，塞萬提斯善於運用典型化的語言、行動刻畫主角的性格，反覆運用誇張的手法強調人物的個性，大膽地把一些對立的藝術表現形式交替使用，既有發人深思的悲劇因素，也有滑稽誇張的喜劇成分。儘管小說的結構不夠嚴密，有些細節前後矛盾，但不論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歐洲在此以前的小說前進了一大步，標誌著歐洲長篇小說創作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歐洲許多著名作家都對塞萬提斯有很高的評價，如：

歌德：“我感到塞萬提斯的小說，真是一個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寶庫。”

拜倫：“《堂吉訶德》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發笑，則越使人感到難過。這位英雄是主持正義的，制伏壞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發了瘋。”

海涅：“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裡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雨果：“塞萬提斯的創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謂天衣無縫；主角與桑丘，騎著各自的牲口，渾然一體，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極……”

別林斯基：“在歐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學作品中，把嚴肅和滑稽，悲劇性和喜劇性，生活中的瑣屑和庸俗與偉大和美麗如此水乳（和諧）交融……這樣的範例僅見於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乍看似乎荒誕不經，實則隱含作者對西班牙現實深刻的理解。作者採用諷刺誇張的藝術手法，把現實與幻想結合起來，表達他對時代的見解。現實主義的描寫在《堂吉訶德》中占主導地位，在環境描寫方面，與舊騎士小說的裝飾性風景描寫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詩般的宏偉規模，以農村為主要舞臺，出場以平民為主，人數近700多人，在這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繪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聯絡的社會畫面。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虛實結合的，否定中有歌頌，荒誕中有寓意，具有強烈的藝術性。

奈及利亞著名作家奧克斯頗動感情地說：“人生在世，如果有什麼必讀的作品，那就是《堂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