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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回來的落腳處，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愛丁頓公寓。

張愛玲還是挺喜歡公寓生活的，因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餘溫尚在，姑姑的家，雖然從當年的5樓51室，搬到了6樓65室，格局較先前為小，但在愛玲心裡，仍有一種天長地久的感覺：“陽臺上看見毛毛的黃月亮。古代的夜裡有更鼓，現在有賣餛飩的梆子，千年來無數人的夢的拍板：‘託，託，託，託’……”見《私語》。

這房子很大，住著很舒服。在陽臺上可以鳥瞰全城，對面就是哈同花園，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館；再遠，還有“百樂門”舞廳。

客廳裡有壁爐，傢俱和地毯的樣式，都是姑姑自己設計的。沙發低矮，坐著等於半躺著。落地燈也很摩登，燈罩像個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發上看書，可以連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這已經很可滿足了，已經是樂土。

張愛玲在經歷了香港的惶然後，在姑姑這裡，有了一段短暫的喘息。

透過《小團圓》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姑姑這時的情況已大不如前，日軍開進租界後，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過得很儉省。

愛玲剛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備下一桌飯菜接風。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釋：“我現在就吃蔥油餅，省事。”

愛玲心裡明白，忙說：“我喜歡吃蔥油餅。”

從此一日三餐都是蔥油餅，倒也吃不厭。愛玲從小聽母親在午餐時講營養學，習慣了，一天不吃蔬果魚肉就有犯罪感，而現在則有了一種逃學的感覺。

姑姑僱了一個女傭，天天來洗衣服、打掃，此外就是在煤氣灶上煎蔥油餅。

原來住的一整套公寓，母親走後，姑姑把其中兩間分租給了兩個德國籍單身漢，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間。租給單身漢，是覺得他們好打發，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愛玲來了以後，要出一半的膳宿費。姑姑知道愛玲手頭拮据，就託親戚給愛玲介紹了兩個女中學生補課。

愛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幾天幽靜的生活，自己又跑來投奔，真是不應該！

母親的那班朋友，有時候來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訴愛玲：開戰後，母親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灘上。愛玲完全不知道這個訊息，只知道母親乘坐難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還告訴愛玲，母親當初鬧離婚，是為了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輕人——那還是在留學時認識的朋友。可是那位卻害怕娶個離過婚的女人會妨礙事業，就在南京娶了當地一個女大學生。

這年輕人後來還來看過母親，“兩人眼睜睜對看了半天，一句話都沒說”。見《小團圓》。

母親留學時代的朋友，愛玲唯獨沒見過這個人，不知道他來看母親是什麼時候。她還真沒想到，母親有過這麼一段“悲劇性的戀史”。

想想也是，母親一開始要離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塊兒住公寓。可是，母親是回國四年後才辦的離婚手續，如果是為了嫁那年輕人，怕不會拖這麼久。想必是那年輕人回國不久就已另娶。

母親在這之後拖延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離婚。

她用英文小試鋒芒（2）

愛玲沒有問姑姑詳情，只是自己在心裡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諱好奇心。

她其實不大願意回憶往事，因為“回憶不管是愉快還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種悲哀，雖然淡，她怕那滋味”。見《小團圓》。

好朋友炎櫻的運氣總是非常好，回上海後，就進了一所英國人的學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學生長”。這個職位，要求品學兼優，外帶還要人緣好、能服眾；估計相當於今日的輔導員。後來她又考進上海聖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