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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將失去手中同河內打交道的籌碼。

美國派出了基辛格，南洋聯邦派出了國家安全顧問陳沖會，與北越的黎德壽在巴黎展開談判。談判是無情的，與當時的神話截然相反，北越以前一直將自己偽裝成被人誤解的可憐的改良派，但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他們是死硬的派進派。威嚇周圍鄰國，不惜使用武力來攫取法國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遺產，包括那個不切實際的印支聯邦美夢。

這就使得北越人一旦認為自己擁有了強有力的軍事地位，就會變得更強硬，死多少人，損失多少財產，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個數字，在中蘇的援助下，他們早晚會恢復過來。但一旦在戰場上陷於困境，特別是意識到要放棄傳統優勢游擊戰術，而被迫與南洋聯邦和美國，以及他們支援下的國家進行正規戰爭時，他們就會變得軟下去。

欺軟怕硬是北越人的本性，狂妄自大被打掉便剩下了害怕和恐懼。對此，南洋聯邦也只是乘美國人之便，付出了些許的代價，便達到了震懾北越的戰略目的。對他們來說，任何談判的協議都不會是長久不變的，最後取決於地區穩定的還是國力和軍力的強大，以及堅定捍衛這種穩定的決心。

強大才有和平；堅定才有和平；讓對手清楚地知道你的戰略底線和你捍衛這種底線的意志和實力，才有和平。戰爭的規律是，不惜一戰才能制止戰爭；準備一戰才能避免戰爭。戰，方能無戰。這到底還是一個以實力說話的世界。

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而一個國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擁有捍衛自己國家利益的堅強意志和堅定的決心，提高國家動員實力資源捍衛自己利益的能力，這是南洋聯邦一直以來奉行的對外宗旨。

而南洋聯邦的敵人卻在減少或者衰弱。印度，戰爭創傷未愈，饑荒又於七二年席捲而來，英迪拉甘地既要談判解決克什米爾和幾萬名印度戰俘的問題，又要尋求國際援助以使饑荒不蔓延。而且，她還時刻擔心自己下臺後會因為實行緊急狀態而遭到政治起訴，可以說，內政外交都使英迪拉甘地處於困境之中舉步維艱；北越，遭到了聯軍的沉重打擊，不僅弱小的海軍損失殆盡，而且幾年來的建設成果基本上毀於一旦，國際名聲也一落千丈。

特別要說說日本，琉球**是對他們最大的心理打擊，國內政壇由此而陷於混亂，而美元的貶值，再加上亞共體各國的貿易壁壘依舊制約著日本經濟的繼續增長，外交的突破已成為了日本經濟繼續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面對著國力軍力日益強大而又把持著日本輸入原料輸出產品重要通道的南洋聯邦，日本人是打也打不過，翻臉也翻不起。儘管國內反對南洋聯邦的呼聲很高，但作為政治上層的日本人物，都開始明白，在美國實施附加稅之後，與南洋聯邦實現關係正常化，消除亞洲國家對日本的敵意才是大勢所趨。

進入七十年代，影響日本發展的內外因素已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國際政治繼續向多極化發展，美國終於放棄了長期以來推行的反對孤立中國的政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衝擊，迫使一貫追隨美國的日本政府必須在對華政策上作出新的選擇。另一方面，一九五五年以來日本經濟持續發展局面即將結束，公害、物價、交通、住宅、城鄉問題的普遍化，已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剛剛成立的田中內閣，正處在這一歷史性轉折的十字路口。

田中角榮以積極態度迎接了時代的挑戰，他在內閣成立的當天就發表談話說，新政府“在內政方面，將靈活運用現已取得的經濟增長成果，謀求國土的劃時期性利用，為解決公害，住宅、土地等問題，果斷推行以長期性展望為基礎措施，充實國民的福利。”在外交方面，將繼續加深與亞共體各國的交往和溝通，並促使中日兩國的邦交正常化，在激盪的世界形勢中，強力推進和平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