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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小進來了。我一眼就認出他。他的身體拉長了，五官卻沒怎麼變，他剪著規矩的短髮，但耳朵確實有曾經戴過耳環的樣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揹著一個不太搭配的帆布包。他看到我，笑開了那嘴抽菸抽壞的牙齒，張開雙臂，迎上來抱住我。你當時怎麼沒回我信？他問。我張了張口考慮是否要解釋，終於還是放棄。

愛面子是沒變的，當晚他堅持邀請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階酒吧。透過窗子，是維多利亞的璀璨夜景。

適當的懷舊後，我終於忍不住問：你現在怎麼樣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這麼好？

做什麼工作？

他用手搖了搖酒，支支吾吾。彷彿下了很大決心，終於說：我在安裝防盜門。然後馬上補充：但我是高階技工，一個月能拿一萬二港幣。我不知道把話如何進行下去了。一種找不到話題的恐慌感，在彼此內心滋長。

他很努力，自嘲地講了到香港被同學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對城市生活的厭惡，以及父母生意的失敗。你知道嗎，我竟然覺得，那個我看不起的小鎮才是我家。說完他就自嘲起來了：但顯然，那是我一廂情願。我哪有家？

我知道這句話背後藏著太多故事：為什麼沒有家？他父母呢？但我也意識到，這顯然是他不願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點多，他說自己要趕公車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車站。車站早已經排了長長一隊，有打著領帶穿著廉價西裝的、有穿著電器行標誌服飾的、有別著美髮屋樣式圍裙的……臨上車了，他突然說，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繼續聊天，我們太久沒見了，通宵聊聊天不過分吧？我想了想，答應了。

車的站牌上寫著通往天水圍，我知道天水圍於香港的意義。一路不斷閃過高樓大廈，他興奮地和我一個個介紹，也順便講述了發生在其間的自己的故事。車繼續往城外開，燈火慢慢稀疏。快到家了，他說。然後車開上一座長長的斜拉橋。

“這橋叫青衣大橋是全亞洲最大的鐵索橋。我每天坐車都要經過那。”

“這樣啊。”我禮貌性地點點頭。

他望著窗外的橋，像自言自語一樣：“我來香港第三年，父親查出來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築公司不得不停了，父親到處找醫院醫病，本來還有希望，結果哥哥怕被拖累，卷著家裡的錢跑了。我和母親只好賣掉房子，繼續給父親醫病。有一天，他自己開著車來到這裡，就從這裡衝下去了。我現在要掙口飯吃，還要從這經過。”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接話。他接著自言自語一樣：“城市很噁心的，我爸一病，什麼朋友都沒有了。他去世的時候，葬禮只有我和母親。”“呵呵。”停頓了一會後，他自己輕輕笑了一下。我張了張口，嘗試說點什麼。他顯然感覺到了：“我沒事的，其實可搞了，香港報紙還有報道這個事情，我家裡保留著當天的報紙，是頭版頭條，你相信嗎？”他轉過頭來，還是微笑著的臉，但臉上早已經全是淚水。

車依然在開，那座橋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橋上一點一點的燈影，快速地滑過，一明一滅，掩映著車裡晃動著的疲倦的人群。大部分人都睏倦到睡著了——他們都是一早七點準時在家門口等這車到市區，他們出發前各自化妝、精心穿著，等著到這城市的各個角落，扮演起維修工、洗碗工、電器行銷售、美髮店小弟……時間一到，倉皇地一路小跑趕這趟車，搭一兩個小時回所謂的家，準備第二天的演出。他們都是這城市的組成部分。而這城市，曾經是我們在小鎮以為的，最美的天堂。他們是我們曾經認為的，活在天堂裡的人。

阿小轉過頭去，拉開車窗，讓風一陣一陣地灌進來。我突然想起遠在老家，已經又敢重新開摩托車的那個阿小。

這個時候，他應該已經在海邊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