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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裡，有封來自屏東萬巒鄉的短短小箋，不被重視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簡單的寫著：

瓊瑤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認識我，希望以後你能認識我，很奇怪，是嗎？這裡有一個故事；我一直想寫但寫不出來，一個我的故事，我和“鴕鴕”的故事。“鴕鴕”是她的乳名，一個發音而已，湖北話。她今年二十四歲，我二十六歲。她和我在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十分在同學的舞會中認識，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許多感人的事。她那兒有我完整的資料：信、素描、字畫、各類的東西。我這兒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記，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資料均有，但我寫不出任何一個字。請幫我一個忙好嗎？幫我寫出這個故事。

此祈愉快

韓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佩，我叫她‘鴕鴕’。輔大。我本名就叫韓青，文大。

請聯絡：我家電話（八七）八八八×××。

這封信沒有帶給我任何震盪，因為信裡實在沒寫出什麼來。而這類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擱置在一旁，幾乎忘記了它。幾天後，我收拾我那零亂的書桌，又看到了這封信，再讀一遍，我順手把它夾在“問斜陽”的劇本里。

再過幾天，我看劇本，它從劇本中落了出來。

怎麼？“它”似乎不肯讓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讀信。讀完了，看看手錶，已經是半夜了。屏東萬巒鄉，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韓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該聽聽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不想寫任何東西，聽一聽總沒有害處。而且，某種直覺告訴我，寫信的人在等迴音，寫信的人急於傾吐，寫信的人正痛苦著——

他需要一個聽眾。於是，我撥了那個電話號碼，感謝電信局讓臺灣各地的電話可以直接撥號，而且沒有在每三分鐘就插嘟嘟聲，來打斷通話者的情緒。我接通了韓青，談了將近一小時。然後，我在電話中告訴他：“把你的日記、信件、資料統統寄給我，可是，我並不保證你，我會寫這個故事，假若你認為我看了就一定該寫，那麼，就不要寄來！”

“我完全瞭解，”他說，很堅定。“我會把資料和一切寄給你。”三天後，當郵局送來好幾大紙盒的信件和日記時，我簡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還有多少待辦要辦和辦不完的事，我如何來看這麼多東西？但，在我收到這些東西時，我忽然想起了喬書培（另一個寄資料給我的人，我後來把他的故事寫成了《彩霞滿天》）。於是，我安安靜靜的坐了下來，安安靜靜的開啟紙盒，安安靜靜的拿起第一本日記……有張照片從日記本里落出來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裡是個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個長髮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濃眉大眼，是個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齒，笑得露出兩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純純的樣兒。我放下照片，開啟日記，扉頁上寫著：

“我墮落於五百里深淵，而鴕鴕，你使我雀躍。”

我開始看日記，開始看信件，由於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閱。韓青必然是個很細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編號，鴕鴕必然是個很細心的女孩，每封信裡都有確切的寫信時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奇怪吧，韓青寄來的資料裡竟有雙方的信。）幾天之後，我仍然沒有看完這些資料，但，憑我的判斷，這故事並不見得驚天動地，或曲折離奇。可是，它讓我感動了，深深的感動了。不止感動，而且震動。感動在那點點滴滴的真實裡，感動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動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難以置信的“結局”中。等不及看完這些信，我再打電話給韓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臺北？當面把你們的故事說給我聽？”我問，不忘記再補一句：“可是，我不一定會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