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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留下的一個共同的、實在的回憶就是：一群腐敗的東西‐‐一整個空間都爛透了。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十年，並不是發洩怒氣和怨恨，但我們已經平靜下來的心裡仍保留著這個深信不疑的印象：他們是一些下賺的、幸災樂禍的、居心不良的並且可能還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據記載，亞歷山大二世，就是那個被革命者視為眼中釘、曾七次企圖暗殺的皇帝，有一回親臨施巴列爾大街上的羈押所(&ldo;大樓&rdo;的叔叔)，並在二百二十七號單人監室命令把他關起來，在那裡蹲了一小時以上‐‐想體驗一下被他關在那兒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認，對於一個君主來說，這裡有道德上的動機，是他從精神的角度觀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嘗試。

但是不可能想像我們的偵查員，包括阿巴庫莫夫和貝利亞在內，其中有任何人能夠即使用一小時去體驗一下囚犯的處境，在單人監室裡蹲蹲並尋思尋思。

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成為有教養的、有廣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合乎邏輯地思考‐‐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只需要確切地執行指示和對痛苦的冷酷無情‐‐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這些從他們手裡經過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覺到他們徹底喪失了一般人類觀唸的軀體。

別人不說，偵查員心裡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們除了在會上以外，在私下或捫心自問總不能認真地說他們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們不是仍然一頁一頁地書寫坑害我們一生的筆錄嗎?這正是那種盜賊的原則：&ldo;今天該你死，明天才是我!&rdo;

他們明白，案件是無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復一年地去幹這種事。這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強迫自己不去思考(這就已經意味著人性的毀滅)，簡單地認定需要這樣做!給他們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錯的。

但是，記得納粹分子不也是曾經搬出過這個理由嗎?

誰也免不了要對蓋世太保和國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葉夫根尼&iddot;伊萬諾維奇&iddot;季夫尼奇那樣既經歷過蓋世太保又經歷過國家安全部的人來進行比較更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個流亡國外的俄國人。蓋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狀是在德國的俄國工人中進行共產主義活動，國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資產階級有聯絡。秀夫尼奇作的結論是不利於國家安全部的：兩處都折磨他，但蓋世太保畢竟還是在查明真相，當罪名不成立時，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國家安全部則不查明真相，並且不想對任何已經抓起來的人放開魔爪。

或許這就是&ldo;先進的學說&rdo;，花崗巖的思想體系。在兇險的奧羅多幹(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馬懲戒派出點)，一個偵查員因未費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羅格聯合工廠經理&iddot;盧裡耶簽名同意給自己再判一次勞改刑，他的態度緩和下來，在餘下的時間裡對盧裡耶說：&ldo;你以為我們採用影響手段(這是對拷打的溫和說法。)有什麼樂趣嗎?但是我們應當做黨要求我們做的事。你是個老黨員‐‐你說，如果你處在我們的地位會怎樣做?&rdo;看來盧裡耶幾乎同意了他的說法(也許，他這樣輕易地簽了名，正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很有說服力，很正確。

但經常是恬不知恥。藍滾邊們懂得絞肉機的運轉過程，並且喜歡它。偵查員米羅年科在治達勞改營(一九四四年)對命運註定了的巴比奇說：&ldo;偵查機關和法院只是辦辦法律手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