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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說當初生活如何艱苦。
張藝謀的母親說:“藝謀長得非常像他爸爸,脾氣也像。藝謀他爸是個悶脾氣,藝謀也是。他偶爾回趟家,就跟他爸兩人都在那兒坐著,你拿報紙看,我也拿報紙看,各看各的,誰也不吭聲。”
我的父親母親(2)
打小開始,張藝謀和父親就沒什麼話說,萬一有話要說,也是繞個彎兒,將話說給媽媽聽,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說給爸爸聽的。時間長了便成了習慣,張秉鈞甚至有了一種思維定式,只要是張藝謀開口,那一定是對他媽媽說的。直至後來,張藝謀打電話回家問候二老,父親似乎已經不習慣和自己的兒子溝通了,接起電話後會不自覺地說:“你媽不在,等會兒再打來。”
張藝謀和父親之間有隔膜,還有一個原因是,父親在家裡生活的時間不是太多。
早期他們搬家很頻繁,張藝謀出生時張家住在西郊的梆子寺街,不久就搬到了黃延村。黃延村是張孝友所在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家屬院。後來他們又從黃延村搬到南四福街,再後來又搬回黃延村。
張藝謀在梆子寺街住的時間不多,他的生活範圍主要是在南四福街一帶。那是一個平民區,周圍環境很差,街道很髒,房屋也破爛。衚衕口有一個小院子,幼年時的張藝謀常常在那裡玩耍。在南四福街他們住的是那種老房子,一間門房和兩間散房。其中一間散房是張孝友住,張藝謀和奶奶一起住在門房裡。張秉鈞有個妹妹,住另一間散房。在張偉謀出生之前,張家有五口人生活。
當時,張孝友還在上大學,張秉鈞的妹妹最初也沒有工作,全家人僅僅靠張秉鈞一人的60多元工資生活,平均下來,每人每月只有12元左右。所以,經濟上很不寬裕。特別是1954年張偉謀出生之後,又多了一口人,家境更差了。
張秉鈞的工作單位離家較遠,加上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等因素,平常他不住在家裡。他是個性格沉悶的人,回來也不會逗張藝謀玩,這使得父子倆一開始就缺乏交流。張藝謀才一歲,母親便去上大學,他先是由舅媽帶了一段時間,後來一直跟著奶奶生活。母親大學畢業之後,醫院的工作很緊張,再加上二弟、三弟接連出生,母親也極少能照顧到他。
張藝謀從小性格內向,他的兩個弟弟也很悶。張藝謀有一次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家是隻要我媽一回來,話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說話,家裡馬上特別有氣氛。我媽要不回來,就我爸在家,我們弟兄3個誰都不說話,悶著,什麼事也不動,全都擱那兒,就那種。我媽一回來,就這兒怎麼沒水了,這兒做飯了,就張羅。我媽那時候很忙,每天還要看病,回來還要管我們四個……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單獨談話,基本都是一問一答式的……”
進入“文革”,這個家庭所面臨的壓力開始空前加大,災難不斷地壓迫著他們。張秉鈞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在一個午夜,他和張孝友商量起了離婚的事。這完全出於對孩子未來的考慮,他希望透過終結婚姻來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環境。張藝謀是躲在床上裝睡才聽到這一切的。儘管父母最終並未離婚,可這件事對於少年時的他打擊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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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從門縫兒裡看著長大(1)
張藝謀上小學的時候,有兩大愛好:一是畫畫,二是看小說。愛上攝影是成年之後的事。
張藝謀愛上畫畫,是受了表姐的影響。表姐比張藝謀大幾歲,從小就喜歡畫畫,尤其喜歡畫古代仕女圖。
那時,從周圍大人甚至孩子對他的態度,張藝謀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類的待遇。自己家和別人家不一樣,但他不明白為什麼。
某一天,他在家裡翻找東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國民黨軍服上的紐扣之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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