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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討論《詩經》、《尚書》的要處死，借古諷今的要滅族，官吏知道而不舉報的與他們同罪。命令下達後三十天仍不燒書的人，要面部刺字後服刑到邊疆修長城四年。所不焚燬的，是醫藥、卜筮和種植方面的書籍，如果誰想學習法令，就以官吏為師。

一場升騰著愚昧和無知濃濃黑煙的熊熊大火，陡然升起。火焰吞噬著諸子百家的絕代風華，舔舐著屬於全人類的最璨華文明，焦灼著欲哭無淚的龜裂大地。

相對與6年後燃在咸陽阿房宮同樣讓人心疼的楚人一炬，這場火放得太慘烈，太可惜，也太有罪惡感了。

更為嚴重的是，它為後世文明戕害者埋下了一個誘發性病灶。2000多年後，在全國性群體癲狂的破四舊運動中，又一場以屠毒文化為使命的大火沖天而起，使整整一代人脫離了文化的滋潤。當國學復興後，一些典籍再次走上人們書桌時，很多人才驚訝發現，我們的文字和語言倒退了。整體性的文化倒退，呈現的是文明綠洲的迅速沙漠化。

更可怕的是，這場大火養成了暴戾且充滿*的秦始皇動輒就向文化撒野的習性。

終於，在公元前212年，受到燕人盧生與侯生愚弄的嬴政，勃然大怒之下，將四百六十餘人坑殺。一個土坑，一場大火，組成了一樁世界史中赫赫有名的事件——焚書坑儒。

燒書已成定論，毋庸置疑，但坑儒卻是個以訛傳訛的偽命名。雖然後世約定俗成，習慣將此事稱為“坑儒”，但其實被坑殺的不是儒，或不單單是儒，而是“諸生”，包括術士在內的諸子百家學習者。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寫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坑者名儒，起於東晉年間梅頤獻《古文尚書》，書中附有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孔氏在序裡寫道：“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這是坑術士變性為坑儒的肇始。後來，隨著《古文尚書》被定為官書，坑儒的說法於是沿襲下來，遂成定論。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雙重人格（4）

也許，孔安國同志只是在讀《史記·秦始皇本紀》扶蘇勸諫一節，看到“天下未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眾法繩之”，而武斷性以為這些人就是儒生了。

但，秦始皇對文化的滅絕施暴，誰也不會為此而諱避。

文字出，天雨粟，鬼神泣。文化被踐踏與屠戮呢？

老中國淚流滿面，只將它的苦難與憤慨隱在一派雷鳴閃電之中。

公元前233年，秦國已吹響掃平六國的集結號。此時，據韓國被大秦滅國，只剩下短短三個年頭。秦兵再次犯韓，情勢緊迫之下，韓王安這才想起還有個久已閒置不用的人，韓非。楚頃襄王不就在秦欲大舉侵楚時，靠黃歇一張嘴轉危為安了嗎？韓王安也將罷秦兵的最後期望，都巴巴地寄託在了這位飽讀史書，又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同姓兄弟身上。阿非，你到秦國出趟差吧，勸勸人家別打咱了，要不先打別人，晚兩天再打俺。

杜門默坐，喧寂一致的韓非噘著嘴上路了，帶著多年來對韓王無能與昏庸的強烈不滿。因為自他從齊國學成歸來後，就看到韓國日漸式微，日見低迷，他曾多次上書規諫韓王安，但不被見用。強烈的報效祖國的拳拳之情，頓時化為憎惡當朝的極端噁心。他痛恨韓王治國卻不講求修明法制，不能運用王權來有效駕馭臣下，還不能使國家富裕強大，屹立在戰國之林，更不能羅賢任能，反而舉薦浮誇淫侈之輩凌駕於求實務功之人的頭上。形勢和緩時，就寵愛有名望的人，情況緊急下，才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所供養的不是所要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所供養的，廉潔政治的人不被見容，而奸佞邪惡之徒充塞朝廷。這樣一個國家，面對的又是這樣一個世界格局，怎麼能不完蛋呢。

遙遠的咸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