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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抗日中國勇士的後代，前憤青，把自己的名譽、前途、身家、人脈乃至一切一切鄭重扔進了一部叫《東京審判》的“主旋律商業”電影中。他用這60年的錯位，為中國人提示法理上的正確邏輯，指證靖國神社的無極荒謬，為國人做了一次無比及時的歷史教育，同時為那些“指責參拜是干涉日本內政”的彼邦政客上一堂有理有據的心靈懺悔課。

沒幾個人知道這個叫高群書的男人為此付出了多少。最嚴謹的報紙取了最聳人聽聞的標題——導演拍成製片人，報紙弱化了最不該弱化的題材，尋覓到另類尷尬。他智商不低，算術不差，完全可以選擇拍攝很多商業電視劇，賺很多錢，他也絕不願意當著當著導演就開始不斷拿出自己的錢來貼。有些人貼的是金，但他這次貼的可能是冷屁股。

我一直想問他支撐自己把這部《東京審判》繼續下去的原動力，是他天生該有倒黴蛋的經歷，還是他把一個男人的所有血性都灌注進去，因此無路可退？高群書不回答，他大概把這幾個月乃至這幾年的艱辛都濃縮在雙眼滿布的血絲，被菸頭燻黃的手指和自己的部落格上，為此，他在新浪的部落格關了又開，讓人體會到他內心的某段矛盾與輾轉。

我猜想，高群書實際上最想用影像而不是用書記員的筆記錄下那段誰都不該忘記的歷史，他很可能並沒有我想象這般深明大義，而只是本能地本著一箇中國人的良心和創作者的野心參與。用影像記錄，同時也是一種清算。一本叫《菊與刀》的小書解讀了60年前的日本民族性格，或許也試圖解讀此前數世紀的島民心態。書中有段話充滿特色幽默。二戰時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誡令：在遭到魚雷攻擊，命令棄艦時，必須以最出色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會遭世人之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成電影，拿到紐約去放映”。

這樣的冷幽默讓我作出如下判斷：日本一小撮人最害怕把他們的醜態拿到美國“放電影”，但是他們的醜態其實更應該被拿到受害最深的中國“放電影”，用電影揭醜，會滌盪心靈，還原真實。中國電影人沒有好萊塢的技術、資金、影響力，但絕不缺乏民族責任感與勇氣。

《東京審判》抑或《審判東京》並不是一個叫高群書的人為一段痛史貼上的私人條形碼。1946年為那場審判忙碌的中國人裡很可能沒有一個叫高群書的，他或許叫高文彬、李群書，他或許只偶爾出現在2006年夏夜高群書導演的夢中——但這並不重要，對每一箇中國人來說，不管誰來記錄，那都是一場不該被忘卻的審判；對每一個日本人來說，那都是一種不該被歪曲的正義。歷史，用胡適博士的話來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硬把一群燒殺搶掠強盜塗脂抹粉打扮成烈士，堂而皇之放入“忠烈祠”，然後正大光明焚香祭拜，這樣的“忠烈祠”註定只是異邦阿Q們的“土穀祠”，用精神勝利強姦正義，變性歷史，麻醉自己，這樣的悲哀在自己是愚忠，在別人就只可能引發憤怒！

讓我們重溫《小兵張嘎》的經典臺詞，嘎子說：“別看你今天鬧得歡，小心將來拉清單！”《平原游擊隊》裡李向陽義正詞嚴：“在中國的土地上，絕不允許你們橫行霸道！”我至今沒看過《東京審判》完成片，但我相信它也將奉獻不少經典臺詞、場景，並最終被載入中華民族的影像史冊。

在這篇不算影評的文章裡，我要感謝瘦了好多斤的高群書，同時感謝以下一些有血性的中國人，不論他們來自哪裡：劉松仁、曾志偉、朱孝天、謝君豪、林熙蕾，當然還有很多無名英雄。為這樣一段民族痛史作結案陳辭，用影像揭穿謊言，匡扶正義，鞭撻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