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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共產黨大學，專為東方工人開辦，是主要為亞洲革命培養幹部的政治院校。這些託派還控制著1925年在莫斯科專為中國學生建立的中山大學。1927年，中山大學校長卡爾&iddot;拉迪克在關於中國革命及其失敗的問題上公開站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場上。這是史達林難以忍受的。他罷免了拉迪克，讓米夫取而代之。米夫隨後來到中國，讓他的學生王明擔任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不過，托洛茨基的講話和論文，那些日子仍在莫斯科流傳。一部分中國學生得到這些，並暗地贊同托洛茨基對中國事務的看法，這是日益激化的殘酷鬥爭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場鬥爭一直到托洛茨基被驅逐為止。中國託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沒有被史達林的追隨者察覺，他們帶著體現托洛茨基立場的文章資料回到中國。其中一位是劉仁靜，1921年他曾出席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會議，1929年經歐洲回到中國，並在伊斯坦堡附近的普瑞克普(prkipo)島拜訪了托洛茨基，這是托洛茨基離開俄國漫長流亡行程的第一站。劉回到中國時帶著記錄和其他一些共產國際的秘密檔案，它們記錄著一系列會議上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面對面的激烈交鋒。史達林一直將之視為暴露其中國政策的前後矛盾和失敗的記錄，從不允許帶出克里姆林宮的中央委員會會場之外。可是，除了那些屬於托洛茨基本人的材料之外，他作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有權儲存史達林和其他人的演講速記和政策闡述。隨後，托洛茨基交給劉的許多記錄可以充分證明史達林的失策，這在別處是無法找到的。

蘭德說，原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對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因1927年中國革命及相關事宜發生的鬥爭內幕，幾乎完全茫然不知。當他看到這些記錄史達林‐托洛茨基爭論的材料時，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如何和為何被史達林所出賣。他發現，他一直被史達林指責的見解，恰恰是史達林本人當時持有的，這對陳無疑是個驚人的發現。他看到史達林如何讓他成為史達林自己政策失敗的替罪羊。陳於是立即轉向了托洛茨基主義。1929年，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託派分子也隨即被清除出來。史達林對陳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並得到上海地下黨不少反對派的支援，感到震驚。史達林立即在仍然留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中進行清洗。到1929年底，托洛茨基分子數量幾乎佔中國學生的一半。史達林逮捕他們，關閉中山大學，將託派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亞勞改營。據報告稱，他們受到的待遇比那些蘇維埃的反對派還要惡劣。幾乎只有少數人想辦法回到了中國。幸運的是這些人沒被察覺，回到中國後，隨即參加了由陳獨秀領導的被共產黨開除而分離出來的託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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