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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現代化的歷史程序中，幾經挫折，如洋務運動的失敗，維新變法的流產，以及辛亥革命僅僅革掉了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魯迅語）的現狀，使許多人由興奮到失望、彷徨，進而為新的追求而吶喊，於是產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首先“新”在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精神狀態有了新的變化。從最初的“器物上感覺不足”，到“從制度上感覺不足”，進而“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認識到不清算舊的傳統文化中的弊端，不開啟束縛人們幾千年的精神枷鎖，解放思想，促進全社會民眾的覺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無法實現的，“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應運而生。有些急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五四運動前就向社會呼籲：“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不可”　。

其次，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高舉起“科學”與“民主”這兩面大旗。陳獨秀於1915年9月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國人慾脫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據此提出新人的六條標準：“（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陳獨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進一步表示：“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賽先生即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科學”與“民主”，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口號，成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內容。

第三，在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提出並實行“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方針，1919年3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致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中明確宣佈，北京大學“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這一方針反映瞭解放思想、繁榮學術的要求，受到啟蒙者的歡迎，並且推動了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多次高度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如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是五四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他又說：五四以後“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可是在建國以後，我們學習和繼承五四運動精神，卻只是強調學生運動的愛國主義，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張揚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涉及，甚至加以否定。這是為什麼呢？一個基本理由是，它們屬於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物件。

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在那裡？（2）

“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作為思想體系，確實有其具體的階級內容。它產生於14—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旺於17—18世紀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鬥爭的重要思想武器，充分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要求。然而“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口號除去階級內容的一方面外，還有它歷史內涵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它還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並與之相適應。馬克思曾講過：“交換價值的交換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產上面的真實基礎。作為純粹的思想，平等和自由不過是交換價值理想化的表現”　。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自己做主的意識，需要貿易自由，公平競爭，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