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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了“相容幷包”的方針,才能在南北對峙、軍閥林立的空隙間,創造出思想空前活躍、學術觀點百花齊放的新局面,從而掀起洶湧澎湃的思想啟蒙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
百家爭鳴年代的學術流派(上)(1)
“五四”時代,樣式紛繁的思想文化潮流給予社會的是啟蒙,給予歷史的則是侵透力。各種學說流派,都對後來的歷史發展,起了極為深遠的作用。
1、“科學救國”注意與科技工作者的愛國心
1914年夏天,世界風雲劇變,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在即。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中國學子們, 一天吃過晚飯在大同俱樂部廊簷下閒談。在這樣危難的形勢下,我們國外留學的青年人能夠做點什麼來效力祖國呢?有人提出,中國所缺乏的莫過於科學,我們為什麼不能辦一個雜誌向國內介紹科學呢?這個提議立即得到眾人的響應,於是辦起《科學》雜誌,1915年1月就在神州大地與國人見面了。《科學》發刊詞指出:“百年以來,歐美兩洲宣告文物之盛,震鑠前古,翔厥來原,受科學之賜為多”,中國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國粹“陵夷覆敗,蕩然若無”,“雖閉關自守猶不足以圖存”,要想“繼茲以往,代興於神州學術之林,而為芸芸眾生所託命者,其唯科學乎,其為科學呼” 。也就是說,要想解決中國的長期貧窮積弱狀況,唯有用科學這個法寶來救治。《科學》創刊號例言,還提出“為學之道,求真致用兩方面當同時並重”的方針,即科學必須“求真”,科學的目的是“致用”。
1915年10月,留美學生正式成立“中國科學社”。任鴻雋任社長,趙元任任書記,胡明覆任會計,楊銓任編輯部長。社章第二條規定,本社的宗旨是:“聯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1918年,中國科學社由國外移歸國內,組織和成員都隨之進一步擴大。設9位董事,他們是張謇、馬良、蔡元培、汪兆銘、熊希齡、梁啟超、嚴脩、範源濂、胡敦復。理事11人:竺可楨、胡明覆、王璡、任鴻雋、丁文江、秦汾、楊銓、趙元任、孫洪芬、秉志、胡剛復。在上海、北京、南京、廣州、瀋陽、重慶、青島等十餘省市成立社友會。門類擴大到農林、生物、化學、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工、礦冶、醫藥、理算、生計等各個方面,股員發展到604人。
隨著組織的擴大,活動的增多,他們對“科學救國”主義的宣傳也大大加強。1918年,蔡元培在《為科學社徵集基金啟》中,提出當今的時代是“科學萬能時代”。中國科學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範源濂,於1919年2月寫的《為中國科學社敬告熱心公益諸君》中系統的宣傳了“科學救國”主義,他說:“今之世界,一科學世界也。交通以科學啟之,實業以科學興之,戰爭攻守工具以科學成之。故科學不發達者,其國必貧且弱;反之,欲救其國之貧弱者,必於科學是賴”。曾任該社首任社長的任鴻雋,於1920年在五次年會開會詞中,進一步闡發了科學的重要地位:“現在觀察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廣土眾民、堅甲利兵作標準,而是用人民知識的高明,社會組織的完備和一般生活的進化來做衡量標準的。現代科學的發達與應用,已經將人類的生活、思想、行為、願望,開了一個新局面” 。
“科學救國”主義的出現,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批評。一是守舊者,如梁啟超於1919年—1920年發表的《歐遊心影錄》,公然打起反科學的旗幟。他抓住早期科學具有的機械唯物論的弱點,攻擊科學論者把人類的精神也看做一種物質,從而取消了精神,導致“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他針對科學日新月異發展,“今日認為真理,明日已成謬見”的現象,汙衊科學使“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他認為自由競爭就是“弱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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