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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學學習，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馮友蘭回憶說：

“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學術界有兩個知名人士，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世

凱被推翻以後，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

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

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

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

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　。

2、“相容幷包”不是隻包新不包舊

對於蔡元培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方針，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種認為“蔡元培倡導的‘相容幷包’，其主導方面是為了促進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而決不是為舊思想、舊文化保留地盤　”，即　“保新不保舊”；另一種認為　“‘相容幷包’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相容幷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的”　，即　“主觀上保舊也保新，客觀上保新”；還有一種認為：“蔡元培先生的‘相容幷包’能最精煉地概括北大的傳統”，“北大的傳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即“教育必須承認個人和尊重個人的價值，因而必須賦與師生不受限制的學術自由”　，即　“不受限制的寬容與自由”。

蔡元培自己又是如何認識和解說他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方針的呢？

他在《致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中說：

“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

幷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

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

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1918年12月10日）又說：

“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

實派，計學（即經濟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論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

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則，以大學之所以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

所及，持一孔之論”　。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1934年1月1日）一文中進一步表示：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

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

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

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

的文學；那時侯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

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宣告：作美術文，用

白話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

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

。。

“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5）

蔡元培上述言論表明：一、“思想自由、相容幷包”，不是隻“包”一部分，也不是“保新不保舊”，而是既“包”新，也“包”舊，既“包”唯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