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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皇帝是中國主要朝代的開國皇帝，至於其他戰亂時期而產生的走馬燈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幾代也是北方，總之，絕大多數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還較為集中，大多沿運河兩岸分佈。

這真是風水不同，地殊人異嗎？其實，這要看怎麼講。如果把風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東西，當然與風水無關；但若從廣義上理解風水，把風水看作一種人文地理方面的東西，甚至有一些地緣政治的色彩，那就與風水有關。在中國古代社會，北方開發較早，文化也較為早熟，社會制度、宗法觀念相對於南方來講較為嚴密、發達和成熟，在大多數時間裡，北方不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還是經濟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戰，因而，改朝換代之舉一般都發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論是社會統治、宗法統治、思想統治均比北方要相對為弱，因此，人們的思想觀念就較為解放和活躍，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孔子說：&ldo;仁者樂山，智者樂水&rdo;，別看只有這八個字，其中包含的深奧道理卻是萬古不易的。孔子這句話從表面上來看，意思是說仁厚的人喜歡高山峻嶺，智慧的人喜歡河流溪水，而實際上卻道出了兩種智慧型別。一種是仁者，一種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嶺一樣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卻如河流溪水一般變動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眾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環境，而崇山峻嶺及平原草漠眾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環境，即使是現代科學也不否認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智慧的影響。

仁者多傾向於搞政治，智者多傾向於搞文學藝術。看來，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僅有其社會方面的必然性，還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與智者，只是兩種智慧型別，絕無高下之分；文人與帝王，也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就其作用來講，實際上亦無高下之分，只是人們極易看到帝王身享榮華富貴、手操生殺大權，而看不到學者文人是無冕之王，是社會精神的主宰罷了。不過，必須看到的是，學者書生或是文人雅士是與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書生也絕對做不了開國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書生所學的聖賢之道是為了治國，決非為了開國，聖賢之道教人修身養性，決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書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遠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面，只能永遠站在現實的前面去召喚、嘆惋、慨嘆身後的社會現實，而不會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宮殿。

第三，書生文人長於書齋，兩耳儘是聖賢的教誨，缺乏社會鍛鍊，故缺少開國帝王所必備的野心、勢利、詭詐、機變、老辣、無賴、無恥、狠毒乃至喪盡天良等性格素質。

第四，中國歷來就是一個學者與帝王分離、文人與官吏分離的國度。學者文人別說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喪失了文人學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學者文人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為官之道往往壓倒一切。

第五，文人學者在古代社會生活地位往往並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書生。

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就出現了這樣的奇異現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開國皇帝，當開國皇帝的大多屬於這兩種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強，蓋因流氓無顧忌，豪強有勢力也。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裡，卻偏偏出了一個書生皇帝，把書生和皇帝這兩種不同的人格結合在一起，造出一種怪胎來。從這一書生皇帝的成敗過程，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有意味的東西。

西漢與東漢之間，隔了一個短短的朝代，這就是歷時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歷史著作不大提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