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頁)

這不僅僅是務虛的，也有務實的一面（如乾隆初年制訂“禮樂”的需要）。但要說皇上就以考據為最高學術，恐怕就太小看他了。

乾隆一朝無與倫比的叢書搜緝，收錄了那麼多的古今著述，這難道不是“鑽故紙堆”，或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不錯，《四庫全書》收錄了清代各朝的御製文書，但雄才大略的皇上難道不想再寫一部自己的“大作”？難道他沒有自己的東西，可以一展身手？顯然並非如此。除了早年的《樂善堂集》以外，皇上還有很多著述，散見於各處，如《御批綱鑑》、《經筵御論》，等等，都是非常有價值的。他為什麼不做一個總的整理呢？

似乎有什麼阻礙了他的努力。那就是存在這樣一個“戒律”，即不允許編制本朝文選，如《名臣言行錄》等。由此我們可以解釋，陸耀的《切問齋文鈔》何以只收集至康熙朝，主要表現十八世紀言行的《皇朝經世文編》，何以至十九世紀才能出現？此間似乎不無“隱衷”，而對於這種隱衷，可能只有皇帝身邊的臣子才能略知一二？如對此有所闡發的陸耀、莊存與，都曾是皇上身邊的近臣。

以往有關清代經世思想的研究，大多隻注意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紀顧炎武、顏元等人的經世思想，以及嘉道以後龔自珍、魏源等人的經世思想，而對十八世紀則較少關注。一般認為，魏源、賀長齡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是經世派的經典之作，代表了經世派的最高成就。其實，十九世紀經世之學雖進入“顯學”和“興盛”時期，然而在“規模與重要性”上，都不及十八世紀的有關努力。（13）而在體例上，《皇朝經世文編》更是仿照了陸耀的《切問齋文鈔》。（14）

陸耀，乾隆十七年舉人；十九年，授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二十八年，遷戶部主事；後官至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卒於任所。乾隆四十年，（15）彙集清初迄乾隆間諸儒有裨經世之文為一編，題為《切問齋文鈔》，凡三十卷。（16）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經世思想，既有內在的修身養性，也有外在的經濟事功。如置於全書之首的“學術”部分，內容涵蓋了立志、學風與治學、讀書、師道諸多方面，主張學術要與當今社會聯絡在一起；反對空談心性、反對瑣碎之考據、反對揣摩應舉的辭章之學。“財賦”部分則涉及當時經濟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財理財之策、賦役徵收、漕運、錢糧、錢法鹽法等。這樣的編排方式開創了一種新的體例，使“經世”成為一門系統的學問，它也被後來魏源、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所借鑑。

《切問齋文鈔》反映出十八世紀的經世之“學”，已經將學術和實政結合在一起，並非只重其一。而《皇朝經世文編》在體例上也是分為“學術”、“治體”，與“六政”（吏戶禮兵刑工）兩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紀人物的言論。是在《切問齋文鈔》的體例基礎上，更詳盡地闡述了十八世紀實政的主要成就（當然也有所擴充套件）。所以說“《切問齋文鈔》既是《清朝經世文編》之先導，又代表著清前期，特別是十八世紀初葉中國經世思想的最高水平”。（17）

透過陸耀《切問齋文鈔》的經世思想內涵，可以瞭解到，清朝經世思想的發展是一個連續的、符合邏輯的過程，不光只是在清初（十七世紀）和清末（十九世紀）清朝士人才具有經世思想。陸耀的《切問齋文鈔》既闡發了傳統學術的經世之理（學術部分），又提出了具體的經世之術（財賦部分），是儒家經世之學理論性與實用性相結合、功能性與技術性相結合的代表，集中代表了十八世紀的經世思想，“可謂傳承經世思想的典型”。（18）所以經世思潮的發展過程中並不存在一個“斷層”，不能“不加辨別地接受中國十九世紀慷慨激昂的政治變革論者認為經世意識在十八世紀已銷聲匿跡”的論點；（19）十八世紀“‘經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