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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而卿貳以上，外而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宜綜其生平實跡，各為列傳”，開始纂修《滿漢名臣傳》、《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貳臣傳》等書。由於文字獄迭興，館臣疑慮重重，含毫相向，迄無進展。開館十七年間，“纂成進御之書，甚屬寥寥”，皇帝極為不滿，規定成書限期，要求國史館將所修各書每二十日進呈一次。乾隆五十三年，進一步將國史編修期限延長到乾隆五十年，各軍機處檔案亦相應地向館臣開放。

與此同時，為了使所修國史合乎要求，皇帝還親自出馬，對國史纂修中的一些難題拍板定音。如明、清之際降清的一些故明將領和士大夫為數甚多，如果因其身事兩朝，概為削而不書，則不足以傳信；如各為立傳，並敘其功績、封爵，則又與開國功臣無所區別。為了儲存有關史料而又貫徹“彰善癉惡”的修史原則，皇帝特命專立《貳臣傳》。後來，又因這些人物結局不一，有如李永芳、洪承疇等降清之後卓有勞績，有如吳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降而復叛，如概入一編，仍然未昭公允。為此又決定於《貳臣傳》外另立《逆臣傳》，以記載降而復叛的吳三桂、耿精忠等人事蹟。

另外，對於館臣因怕觸犯忌諱而不敢使用的一些史料，皇帝發現後，也要求補入所修各書。如康熙年間左都御史郭琇彈劾明珠、高士奇、王鴻緒原疏，極具史料價值，館臣卻以郭琇後來被聖祖治罪而不敢使用。為此指令國史館於王鴻緒傳內補人該疏，“既可令海內傳為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鑑戒”。又如南明史可法復睿親王多爾袞書，是南明和清朝政權關係的重要檔案，前此各史皆未記載。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於內閣冊庫中發現了這一檔案，因命附於《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睿親王傳後。在皇帝的關心下，乾隆四十七年以後，國史修纂工作進展相當迅速，先後完成的書籍有《滿漢名臣傳》、《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貳臣傳》、《回部王公表傳》、《臺灣安南將弁官員列傳》等，不但在當時為國史纂修奠定了一個基礎，而且也為後人研究清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纂修國史之外，還先後編修了大量的有關本朝歷史的書籍。其中《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平定廓爾喀紀略》記載了乾隆朝各次戰爭的經過；《臨清紀略》、《蘭州紀略》、《石峰堡紀略》、《臺灣紀略》等記載了鎮壓各次起事的經過。《清三通》、《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國子監志》等書則將清初以來歷代皇帝有關各種政務處理的諭旨集中起來，加以制度化，以便臣下遵行。

除此之外，為了反映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誇耀自己的文治武功，皇帝還主持纂修了《大清一統志》、《皇輿西域圖志》、《皇清職貢圖》、《日下舊聞考》、《盛京通志》、《河源紀略》、《南巡盛典》、《慶典成案》等書，內容也涉及清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民族、宮廷、外交等諸多方面。（34）

在乾隆朝編修的各種書籍中，影響最大的是《四庫全書》。它不但包括了上述官府和皇帝自撰、修編的書籍，還包括更大量的民間、歷代所修書籍。

《四庫全書》的纂修，肇始於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帝徵求天下遺書。最初，他只是企圖擴大政府藏書，“以彰千古同文之盛”。隨即，怎樣徵集遺書和如何處理所徵遺書的問題便提上議事日程。安徽學政朱筠首先提出了開館校書的建議。其建議包括四項內容：第一，徵求遺書當以漢、唐以來尤其是遼、宋、金、元四朝的文獻價值較高而又傳世甚稀的舊本、抄本為重點。第二，由清朝政府組織人力，先對內府藏書進行一次普查，並將其目錄“宣示外廷”，以便各地獻內府所未備者。在這條建議中，朱筠還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