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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也有令人可慮之處。如有學者指出，鑑於中國人口史料本身的嚴重缺陷及“修復”上的困難，因此不能把它作為嚴肅“科學分析”物件；如若硬把它們放在一起，將會產生“不倫不類”的結果（35）。

這一個論點，還將暴露如下的潛在問題，——即與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長”論發生衝突。

以清代人口增長為例，李中清認為，中國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總體水平上維持低增長——年平均增長率低於0。5‰，遠低於其他地區和國家（36）。而作為對立一派的曹樹基在這一點上則與之持有近似的論點，認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其年平均增長率不足7‰，而從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長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們感覺不到人口增長的速度，只能感覺到其增長的總量（37）。

這樣說來，在人口的增長率與婦女的生育率之間，不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又怎樣才能自圓其說？

要麼，是二者之中有一個發生了問題，要麼就是兩者都有錯誤。在本節的最後部分，我想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圖表早已受到識者的批評，認為不應刪去其間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紀太平天國起義和光緒年間華北的旱災）。同樣，明清之際中國人口曾有相當大幅度的下降，也不應當忽視。對於這一時期的人口數量，李中清認為，1700年中國大約有1。6億（38）；曹樹基則認為，在這之前的1688年，中國人口已經達到1。6億（39），正是這兩個數值，導致了他們得出了中國人口維持“低增長”的結論。

顯然，這裡問題的關鍵就是清代初年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鑑於清初近一百年時間裡政府只有人丁編審，沒有人口統計，如何“以丁折口”，就成為一個難度既大爭議復多的問題。在捨棄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後，筆者曾經使用“回測”（或曰“倒推”）的方法，對清初中國人口數字作出估算（40）。

為什麼不使用“預測”而採用“回測”？這主要是因為明代人口數字無法利用，而其後相鄰的乾隆年間數字則相對可靠一些。但問題是，應當採用乾隆年間哪一個數值作為基點？又應採用哪一個增長率作為依據？從計算方法上說，這兩個資料缺一不可，但其間爭議卻也不小。前邊所說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說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國人口會議曾討論過這一問題。葛劍雄曾表示，他的漢代數字，就是根據對清代的這一認識得來的，或可考慮修正。筆者的觀點是，清代乾隆年間（從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數字）的人口年增長率為13‰左右。而出於種種原因，康熙、雍正年間的增長率可能更高，也許達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別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間）。於是，以此“回測”計算出1700年中國大約有一億人。上述增長率是否過高？在歷史上有沒有過“先例”？實際上，漢代從公元57年至157年約一個世紀間，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曾達到9。9‰；宋代從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餘年間，戶數年增長率也曾達到14。4‰（同期人口增長率為10。2‰）。可見並沒有什麼稀奇（41）。

我為什麼不同意說清代的人口增長率比較低，或把明清兩朝“等同看待”？這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數字估計過高，就產生一個大問題，即怎樣看待明清兩代的經濟增長？從經濟史研究的角度出發，我經過反覆平衡、考慮，總是認為明代經濟發展遠遠不如清代，因此才有這個認識。

這樣看來，關於傳統中國人口增長率的高低之辯，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而不能輕易定論。

三、關於人口作用問題

在這場辯論中，雙方還圍繞著“人口過剩”和“人口危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