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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讀書：是，這兒我插入一個問題。您講乾隆是怎麼運作的，乾隆一般就是被我們當做一個象徵物，就是東方遭遇西方的東方代表。您說的這個意思好像是說乾隆的這種制度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專制，實際上聽取很多意見。

高王凌：對，但是他有很專制的地方，有很可恨的，你無法解釋的地方。比如說他幹嘛搞那麼多文字獄，一般的人看到這個問題都義憤填膺，我們那兒包括一些教授寫的書簡直是有血有淚。但是在日常行政裡頭，我覺得乾隆的這些基本做法就從原理來說它是什麼呢？我的美國朋友（哥倫比亞大學丁龍講座教授）就說，乾隆、雍正、康熙也罷，他不能是無法無天的，他是有法律的，有一些規定的，超出（這些法律規定的）一些事也有，但是他很多事情是在（這個範圍內）做的。

我在我的《乾隆傳》（按：即《乾隆十三年》）裡明確地提出來，我們很難說他是一個專制。實際上在美國也有這個問題，美國的總統就經常被人家批評專制，比如說你總統居然開了仗了，這種大事你都沒有在國會那兒商議，就越了權了。在美國，總統是行政首腦，行政本身就是這樣“專制”的，你行政不這麼做你就很難辦事。中國的皇帝，清朝的皇帝和漢朝不一樣，他本身又是總統，又是總理，而且他這個總理比我們現在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六部的事都要拿主意的。所以他在這個時候表現得這樣，我覺得真的是無可厚非。特別是在我研究那個年代，十八世紀，面對這樣人口的增加（等等現代化問題），他要做很多政策上的選擇，土地開墾怎麼做，作物種植怎麼做，糧食問題怎麼處理，這些事情上都是一些非常專業的東西。雍正差不多就是累死的，他們都是有擔當，肯負責的。

網易讀書：您還是要為這個專制高唱讚歌。

高王凌：我跟你說，我要給自個兒做個辯解，你們不能說我高某人就是一個老古董，我現在變成這個樣我也沒想到，我受的全都是現代教育，不比哪位少，美國、歐洲去的地方也多了。我為什麼變成這樣？我可以把這幾年的思想簡單說一下。比如說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就從2008年發表了很多言論，在網路上可以查，包括批評那個《勞動合同法》，一大堆東西我都發表了言論。而且我的這些言論，有不認識的人跟我說，高老師你這個話說得都對。沒有一句話說錯，說的都對，可是有一天我覺得我好累，我是懂一點點東西，農業的事懂一點點，糧食問題懂一點點，我有一點話可以說。但我就想，如果作為古人得有自我批評，就是，你說的話並不是你去運作的。

如果你現在坐在那個負責的位置上，你說的話還要變成行動，那你還要再考慮考慮。另外還有好多事你不懂得，對不對？所以我在部落格上就發了一個東西，我說我從現在開始不發言了，“肉食者鄙”不說，我也別在那兒裝什麼專家了。為什麼呢？我現在有一個口號，叫“迴歸傳統”（錢穆先生叫“復古更化”），不是“迴歸常識”，是“回到傳統”。就是說如果我要選擇做一個什麼人呢？我就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或者普普通通的丈夫，或者普普通通的父親，普普通通的兒子，就這樣，我不談那些事，那些事有那些高明者替我去做，我何苦來。這是說“將來”，我的選擇。

網易讀書：您這樣會被認為是犬儒主義吧？

高王凌：我覺得一個正常的社會，我寧可活在這樣一個狀態之下，政治是政治家搞的。說句實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可能有多種解讀，但是我看了呂思勉的書，我覺得實際上就像我這樣的老百姓，我們對於真正的政治裡的內容什麼東西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是有一種“規則”，或者有一個“法術”在裡頭。它並不是要把什麼都要說白了。我有一次碰到一個英國朋友，他說，你們那兒一個物價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