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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吳熊光傳》曰，“同列皆震悚，壯其敢言”。

（5）　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

（6）　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

（7）　以上參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第231～241頁。

（8）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經世學派》，載《史林》，2007年第1期。

（9）　錢穆認為，“中國學術傳統側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實於人生實際事務上，我姑舉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說。講到人生實際問題，實跳不出大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之範圍之外”，又提出中國學術可以分為兩大綱：心性之學和治平之學，這兩大綱交相為用，可分而不可分，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香港）新民書局，第69頁、第71頁；參見苗華國：《陸耀經世思想研究》（碩士論文，2007，未刊文稿）。

（10）　高王凌：《最後的耶穌士》，載《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11）　關於皇上的考據工夫，可以參見《御製說經文》之“國風正譌”（庚寅）；“讀史記儒林傳”（己亥）；“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庚辰）；“涇清渭濁紀實”（庚戌）；“復古說”（壬子）；“像設說”；“圭帽說”；“摚�縊怠保弧鎊緗牆饉怠保ǘ『ィ�弧岸晾竇俏耐跏雷悠�保ㄎ煨紓�弧叭�銜甯�怠保ㄎ煨紓�弧叭�霞恰保�壯劍��鵲取Ｕ庵皇瞧渲械囊恍〔糠鄭�勻唬�謖庖環矯媯��喬宕�實壑兇鍆懷齙囊桓雋恕�

（12）　如紀昀曾在會試時指出：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於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於經（埃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因此，我認為按照嚴格的定義，也不應該把戴震、錢大昕……等人都收進乾嘉學派裡來，在學術研究的初期階段，與其“合”，不如“分”；與其把這些“好人好事”都名之為“考據派”，不如稱之為“理學家”、“思想家”，或許更為合適。

（13）　彭明、程歗：《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第2頁。

（14）　《皇朝經世文編》影印說明，中華書局1992年版。

（15）　陸耀編書的年代，是從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這段時間，“積十餘年之功”，馮浩：《切問齋文鈔·序》，道光五年刊本。

（16）　其中計有學術（3卷51篇）、風俗（5卷99篇）、教家（2卷36篇）、服官（1卷18篇）、選舉（3卷38篇）、財賦（4卷48篇）、荒政（2卷30篇）、保甲（1卷26篇）、兵制（1卷13篇）、刑法（1卷19篇）、時憲（1卷17篇）、河防（6卷11篇）。

（17）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頁。

（18）　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19）　＇美］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頁。

（20）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頁。

（21）　周積明、雷平：《清代學術研究若干領域的新進展及其述評》，載《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以上參見苗華國：《陸耀經世思想研究》（碩士論文，2007，未刊）。

（22）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頁。

（23）　參見《書目答問二種》，第277～2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