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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淺見,但“不吐不快”,哪怕又當了“堂·吉訶德”,還請大家批評。
中國人能不能有一點自己的思想
俺的關於史華慈的“歪批”文字(《讀書》2009年第11期),遭到人家的反批評(任鋒:《如何理解史華慈問題》,載《讀書》2010年第6期),洋洋灑灑,累數千言(讀著好累),批評之一是不該“空過寶山”,沒好好領會洋大人的教誨。其實,俺是不懂什麼史華慈的,但如果“皓首窮經”,研讀一位老外的晦澀大作,最後得出一個“民主還是比專制好”,就跟沒說一樣的結論,我看,還不如免了罷。
回到正題,那個所謂“思想史上的天花板”問題,如果說中國傳統無法回答,令人汗顏,西方民主就一定能夠回答嗎?提問者似乎沒感覺到,西方研究民主問題的專家們多年來的困惑和爭論。
最近因為“反行為”的“理論化”問題,有學生建議我讀一讀“博弈論”和“行為經濟學”的書。豈知在一部“博弈論”著作裡,赫然就寫著有關的問題,說“民主”也不是在所有場合能夠保證的:希特勒,不就是德國人民“選”出來的嗎?
我對史華慈並不瞭解,阿倫特倒聽不少人說起,也讀過一本半本。不久前,不意間在一位朋友的書架上,發現她的集子。為了瞭解阿倫特的兩個主要觀點,朋友收集了她的有關著作,以及各方面對阿倫特的研究書籍文章,單這些就一二十本,而且都是原文的。我這位朋友認為,如果只讀一二本,甚或是翻譯的文字,乃至只是尋章摘句,那還是“免開尊口”,其實是沒有資格談論這些問題的。
那我就要問了,批評我的各位,您如此這般的下過一番工夫嗎?阿倫特則還罷了,“等而下之”的不知什麼人物,只因為他是個老外,有點名氣,就一律要去讀去學,那值得嗎?再四處推介,豈不是“誤人子弟”?
我對政治思想的探討,還很膚淺。但我相信那是一個有力的反問:我們讀懂了自己傳統的“癥結”所在嗎?像我當年那樣帶著對柏楊“醬缸論”的推崇,立志到美國“取經”的,恐怕還不在少數。為了年輕時的那點子提問,就“一股道走到黑”,到今天還不該反思一番(對於傳統及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我是到美國幾個月後即改變了態度,像我這樣的後來者恐怕也不在少數)?
對此,佛家好像有一個說法,即佛在我心。我們難道不能就此類問題重新提問,“求諸己身”?
我的意思,大概也就是這一點,其餘就“沒啥可說的”。有問題應就問題討論問題,挾洋自重,引幾句洋人的話,怕是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的。其實,有一位定居在國外的學者說過,漢學家中能夠完全讀懂中文,用中文寫篇短文的,並不多見,更遑論大量掌握文獻的深刻研究了。
老舍曾經說過,中國人沒有自己的思想,事在八十年前(參見《貓城記》),現在中國人自己的東西不是沒有,為什麼非要拿外國人說事兒不可。國人“崇洋媚外”好多年啦,什麼時候才可以醒一醒呢?
再論“天花板問題”
呂思勉先生曾說:法家之言,皆為君主說法:設君主而不善,則如之何?設君主而壞法,則如之何?近之持立憲論者,每以是為難。然此乃事實問題,不足以難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權力,必有所歸。所歸者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歸者為他機關,亦可以為不善。歸諸一人,固不免壞法;歸諸兩機關以上,豈遂必不能壞法?……固曰:此事實問題也(《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第530頁)。
錢穆先生也說:皇帝不能皆賢,縱賢,而因長時期高踞尊位,總不免橫添許多不良影響。但這是“人事問題”,不關“政治體制”(而且還給人以在內部自身扭轉之希望)。我們不能專據這些人事來衡定整個的政治體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