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2/5 頁)

巡撫迎見，訥親傲慢睥睨，仰面不顧。於地方情形，全不置問。秦蜀接壤，軍營動靜，亦概弗諮詢。而其沿途，肩輿自適。騶卒動遭鞭撲，流血浹背，或至顛踣，為人馬踐踏，轉在轎中視而笑之。此豈復有人心者耶？

以前則置若罔聞，從不提及，遲之許久才突然翻起老賬來。大家不妨想想，還有什麼，是皇上始終隱忍，未曾說出的呢？

不久之後皇上又說：

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為金川，直為訥親、張廣泗居心不良，使之敗露……訥親專圖安逸，視士卒之捐軀效命，漠不動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發而自行發露耳。朕思及此，不覺悚然。

最後，終於把訥親處死。

數十年後，嘉慶皇帝東巡返途，幾位休致大臣迎駕夷齊廟，皇帝對前任軍機章京吳熊光曰：“汝蘇州人，朕少扈蹕過之，其風景誠無匹。”吳熊光對曰：蘇州虎丘“實一墳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糞船擁擠，何足言風景？”

《清史稿·吳熊光傳》曰：其“墳堆”、“糞船”兩語，即引述故相訥親奏疏所言。如此看來，訥親對南巡的態度，豈不可疑？

可見訥親說不定早就得罪了皇上，甚至可謂其已蹈“取死之道”。面對金川的戰事，訥親和後來的傅恆不一樣，他並非是主動要求“上前線”的。其間還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們就不好猜測了。

關於吳熊光，還要多說幾句。乾隆皇帝後來在《知過論》中承認：認為南巡無過，“實自欺也”。在《南巡記》中又告誡他的繼承人，對南巡之事要慎重，扈從官兵須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歡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後，曾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事隔多年，吳熊光諫阻仁宗南巡時，即說出這一番話，最後說：“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清史稿·吳熊光傳》曰，“同列皆震悚，壯其敢言”（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76頁）。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撰寫了《南巡記》，把“西師”和“南巡”作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如此看來，這種說法就不無可疑。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以來，“南巡”與“西師”一起受到史學界的重視，這並非沒有道理，但也難免其“國家主義歷史學”之譏。

至於訥親的“悲劇”都是些什麼，他到底何時、因為什麼開罪了皇上，我並沒有給予歸納總結——這大約也符合傳統史書的寫法——大家儘可細細思量。

————————————————————

（1）　近世史家蕭一山曰：康熙南巡，為治黃河，而乾隆南服無事，徒以數千百萬之庫帑，反覆於海寧石塘之興築，於益何有？乾隆時，黃河漫口於蘇豫凡二十次，未聞弘曆曾親至其地，相度形勢。乃幸蘇杭，觀海潮，鋪陳輝張，循舊踵新，是知其意不在此而在彼也。《清代通史》卷中，第72頁。

（2）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74～76頁；據說，庚子時兩宮西逃，至太原，住蹕府署一切供應，均系乾隆巡幸五臺舊物，慈禧太后謂為宮中所未有。

（3）　《郎潛紀聞初筆》卷10《程文恭公奏止巡幸湖州》。

（4）　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76頁；梁章鉅：《浪跡叢談》卷3《吳槐江督部》；《清史稿》卷357《吳熊光傳》；孫文良、張傑、鄭永川：《乾隆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白新良：《乾隆皇帝傳》；吳熊光諫阻仁宗南巡時，曾說出這一番話，最後說：“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