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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閒時吃稀，忙時吃幹，不閒不忙，不稀不幹。”

毛主席的這番話，來自於古老的中國民間智慧。“吃稀”，指的是吃稀飯，“吃幹”，就是吃乾飯的幹活。至於“閒時”和“忙時”，這裡也有解釋一下的必要：“閒時吃稀，忙時吃幹”的原始出處是中國農村（農家還有一種類似的說法，叫做“忙時吃幹，閒時吃稀，下田吃幹，在家吃稀”），就傳統方式的農業生產而言，“閒時”是農閒，“忙時”是農忙。農忙時，要以比較“實成”的乾飯來補充過度支出的體力；農閒時則多進稀飯，為的是節省糧食。

毛主席所說的忙、閒，乃是經濟困難時期的農村飲食生活指引，總而言之，其與城裡人朝九晚五式的忙和閒之間，依然是有很大出入的。

城市裡的忙和閒，有時甚至是與農村相反的。比方說，秋高氣爽的時候，你的夏季銷售任務剛剛完成，而老闆又正好不在，於是就打算和太太遠離城市的煩囂，做一番秋遊，而把看家的事留給保姆。不料，你家的小保姆卻偏偏也在這個時候向你請假——你們的目的地都是農村，田野裡那些成熟的麥穗則是你們共同的目標，區別在於：你是休閒，她是農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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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城裡人卻常常是“忙時吃稀”的：對於一大早就要趕著上班的人來說，以半流質形式呈現的中式稀飯或者西式麥片，不僅製作省時，尤勝在吸收的順暢。

誠如李漁所言：“飯粥二物，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機殼，無人不曉，焉用越俎代庖者強為致詞？”不過，一旦我們將閒/忙對應於幹/稀，就有可能在生活與米飯的兩種不同狀態中建立起一個新的模型，進而在這個模型中對米飯產生另一種體驗。比如，“不閒不忙，不稀不幹”儘管在邏輯和句式皆稱工整，卻比較不容易為城裡人所理解。換言之，對於什麼是“不稀不幹”之食的判斷，某種程度上竟要取決於幾點到幾點才算是一天裡“不閒不忙”的時段。

無論是稀還是幹，粥和飯都是粒食的兩種不同方式。

在公輸般發明石磨之前，中國人一直是完全粒食的民族，即使是麥子，也只能蒸煮成麥飯、麥粥而粒食之，情形又如《詩經·生民》所云：“舂之揄之，簸之揉之，釋之叟叟，蒸之浮浮。”

粉食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主食的形態、烹飪和口感，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成為了男人和北人間差異的一種評判標準。林語堂先生說道：“你看歷代建都帝王都是出於長江以北，沒有一個出於長江以南。所以中國人有句話，叫做，吃麵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國藩不幸生於長江以南，又是湖南產米之區，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

自從廢除帝制以來，南人和北人在粒食和粉食上的差異也逐漸地縮小並且模糊了起來。不過，在粒食陣營的內部，這種差異卻繼續存在著，只是由做不做得成皇帝變成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糾葛。

乾飯或加了料的乾飯，一開始就是富貴的象徵。在“周八珍”排行第一第二位的，分別是一珍淳熬、二珍淳毋，即大米飯和黍米飯，與此同時，粥之所以被視為窮人的主食，道理明擺在那裡：用一斤米去煮飯，結果可以滿足及恢復兩三個人的胃口和體力；若以同樣分量的米來煮粥，往往能使四五個人心滿意足，即使“心”上有不滿，不過勉強也能足了“意”。

當然窮人也有吃乾飯的時候，如果說“閒”是窮人的絕對貧困狀態，那麼“忙”就是窮人在絕對貧困之下的相對富裕時段。

對於窮人來說，粥的作用就是將口腹之慾分而治之，屬於BBS裡的灌水文章。完全排除了湯水的干擾而以幹蒸形式出現的乾飯就不一樣了，所以我相信，人民並不是不需要桑拿，只是暫時只能屈就於泡澡堂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