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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時期，張居正為節省國用，還下力氣整頓了驛站制度。

明代在全國都建有驛站，稱為&ldo;驛遞&rdo;，是個相當大的交通與通訊網路。全長14萬多里，沿線每60－80裡設一個驛站，全國共有驛站1936個，此外還有一些急遞鋪和遞運所。帝國就靠它們傳送公文和轉運糧物。驛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員。

驛站由當地官府管理，經費由官府向當地百姓攤派，過往官員住這種招待所，用馬用車用人，全免費。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員越多，當地百姓的負擔就越大。朱老皇帝考慮到了這點，曾規定，凡是驛伕和馬伕，所承擔的其他賦役就要適當減免。同時控制使用驛站的官員人數，以免百姓負擔過重。

所以開國的時候，不論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別想使用驛站，而且所帶隨員也有人數限制。驛站見到兵部或巡按開出的&ldo;符驗&rdo;（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驗上對職務、到達地點、往返日期、應享受的費用、準許使用交通工具數量等都開列得很詳細。

洪武八年，開國功臣延安侯唐勝宗因違犯驛站條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馬車，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見當初這制度執行得還是很嚴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擋不住人腐敗。時間一久，官員們都看上了這塊免費的香餑餑。白吃白住還能領出錢來，天下哪裡還有這好事？假公濟私亂開驗符，超標準使用民夫的情況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間，所有條例俱成一紙空文。官員往來，可著勁兒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轎子一二十頂（連二奶都抬上）、槓箱八九十臺。這麼多的人和東西，大概須用民伕約300人、馬50匹。

這個負擔，放大到全國去看，那就太重了。時人有曰：&ldo;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rdo;

應天府的龍江驛，是負責輸送官方人員和物資過江的，這裡的情況很典型。僅負責運輸江南鰣魚的尚膳司太監，就長期佔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針工局、巾帽局、提督織造、樂器監造等部的太監也頻頻追逼人伕和船隻，外加勒索。遞運所大使李臻、李福無力應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兒女流離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幹私事的官員，也盯上了這塊肥肉。正德年間，宦官勢力強大，一些大宦官的僕人外出辦事，憑一張條子就可以從兵部拿到符驗。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撫按乾脆把開通行證當做了人情來送。符驗上，不寫身份、事由，又無人數限制，甚至連繳還日期都沒有，而是永久萬能的。

官員們用這通行證，就可辦私事，比如讓親友沾光，夾帶私貨，或者乾脆轉借給商人，撈他一票好處費。有更惡劣的，還每每超標準支取費用，其實就是變相勒索。本書前面所提到的，江南總督胡宗憲的兒子，就是因為勒索不成而吊打驛卒的。

一個公共服務系統，哪禁得起這麼壓榨？站銀不夠用，就在本縣加徵，苦的還是老百姓。伕役們也忍受不了這重壓，紛紛逃亡。一些地方的驛遞系統幾乎癱瘓。

這個為帝國行政服務的機構，就這樣成了官員們的免費午餐。

驛遞制度的弊政，影響可不小，說它已引發了帝國的財政危機也不為過。

張居正當然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萬曆三年，他嚴令&ldo;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rdo;。&ldo;雖系公差人等，若轎槓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rdo;（《明會典》）要求兵部與撫按要敢於抵制非分要求，按章發出和收回勘合，如有違規，嚴懲不貸。驛遞官吏如遇到過往官員勒索，可以舉報。撫按也要及時對違紀者進行彈劾，不許向小官吏身上推責任。張居正利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