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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的小院子，記得有一口用槓桿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黃昏，院牆遠處的山峰被夕陽照得像燒紅的生鐵，我趁著餘暉到院子裡退遠了審視自己的畫。

“畫室”一詞譯得太雅。比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話說就是“幹活的地方”——來到紐約，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攤開傢伙將就畫了十年，倒也沒什麼：我從小就習慣幹活不一定非得有條件齊全的“幹活的地方”。但終於我想畫大畫（青少年時畫慣大畫的舊習居然潛伏到中年），草圖出來了，“想法”接踵而來，自己的寓所是斷乎畫不了的，幹活的地方在哪兒？“Loft”，是做夢，帶天窗的畫室更是妄想。回井岡山？去拉薩？

後來是原浙江美院的鄭勝天先生賞給我幹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聖地亞哥藝術學院辦了一期暑季藝術活動，招集一群中國藝術家，我也算一個。可第三套雙聯畫才鋪開，學院開學，學生返校，我們撤出。住在洛杉磯的老哥阿城接我過去，四米長的大畫正好同他家大廚房西牆的尺寸相當。窗外的柚子樹雨後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買來兩盞白熾燈方便我連夜作畫。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國中打游擊似的作案地點——到美國情形還是一樣。大畫運回到紐約也沒處擱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裡。沒畫室，畫也沒個自己的家。

紐約是房屋的叢林（有理無錢莫進來），是一片難以測知深淺的生態場：各種人，各種生活方式，各種可能性，包括各類租金。總之，1991年底我的美國畫友奧爾告訴我時代廣場第七、第八大道之間有一所住滿藝術家的大樓，每一畫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獨用一間，大半時間要去打工，空著也是空著，他頻頻催我過去。知青生涯留給我的後遺症（或良藥？）可能是對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為很難的事忽然如願以償，半是機緣，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奧爾的鑰匙開啟西四十二街233號501室的房門，經年累月的松節油氣味撲面而來。撒一泡尿，點上煙，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覺得就像初上井岡山那會兒一樣年輕，這是我平生第一間自己的畫室啊！

4。　我的畫室（2）

除了蘇荷區，紐約藝術家租用畫室比較集中的地段是東、西格林威治村，以及西十四街一帶和布魯克林。地處中城曼哈頓心臟地區的時代廣場縱橫一二十條街面，既是繁華的商業區，又是百老匯歌舞劇劇場和紐約時裝公司聚集地帶。然而各種動物總能覓得棲息出沒的場所：時代廣場西端，第七、第八大道之間的四十二街，二戰前有好幾家著名百老匯劇場，夜夜笙歌。60年代嬉皮士運動後不知怎麼一來沒落了，漸漸成了“成人文化”（即色情業）店鋪集中點，也曾是毒販、流鶯兜生意的地段。向西去中國領事館，朝東進入時代廣場，都得經過這條街。白日裡看不出什麼異常（沒有“成人文化”的中國成人倒是常來此地盤桓），晚上呢，其實紐約到了晚上哪兒都難保不出事（中國畫家林琳即是在時代廣場附近被歹人打死的）。市政府對這條街頭疼多年，苦於沒錢整治——沒錢的藝術家於是鑽了這條街房產貶值、房租低廉的空子。

233號樓總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氣宇軒昂站在大門口，同時和好幾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諢兼招呼。全樓共有六層，兩架電梯。上下進出的人物看來真是藝術家，準確地說，還未成名發跡的藝術家——疲倦，亢奮；沮喪，驕傲；心事重重卻了無牽掛；目光冷漠但眼神熱情；懶、隨便，又顯然緊張而工作過度；氣質是單純的，精神則天然地頹廢。美式英文的招呼禮節從來簡潔，彼此擦肩而過，門一關，美國所有的樓道差不多全都空無一人。

畫畫。畫室裡很快攤得一塌糊塗。記者問培根，是否刻意從畫室的零亂無序之中畫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畫室裡能這般理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