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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平和29軍官兵
日本侵略軍佔領東北以後,逐步向華北蠶食鯨吞,政治事件、軍事衝突不斷髮生。1935年殷汝耕在通縣成立了偽“冀共防共自治政府”,日軍在通縣駐有重兵,就在肘腋之下,給防守在平津地區的第29軍以較大的威脅。當時,居住在北平的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一個個地陸續南遷;有些工廠、商店被迫停業或減員,失業者越來越多。大街上,衚衕口,電杆上,到處貼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紅條子。日本浪人和朝鮮浪人趁機強行租房,搬進去以後,不是賣大煙就是招眾聚賭,不但不付房租,晝夜還不許關門,房東們都叫苦不迭。
在北平的日本駐屯軍,經常製造事端,為進一步侵華製造藉口。他們派出便衣特務,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門口大便,到北平警備司令部門口打鳥。兩機關的警衛人員和過路群眾,人人怒目而視,義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強調要睦鄰友好,忍辱退讓,大家只好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從1936年夏季開始,日軍就在北平城郊搞軍事演習。他們的步、騎、炮、工、通以及坦克、裝甲兵等各兵種,從通縣出發,要經過北平市向演習地點開進。日軍穿城而過,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市民對此無不憤慨至極。一個主權國家竟容忍日本侵略軍的鐵蹄對這個文化古城的踐踏,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1937年5月以後,北平附近的日軍頻繁調動,跡象越來越明顯地表明,日軍要搞軍事行動,社會輿論也呼籲北方當局要做好應變準備。當時我在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當中尉科員,冀察綏署是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最高軍事機關,幹部來自第29軍和東北軍兩部分。當時大家一上班就議論抗日問題,許多人認識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對日本人侵略罪行憤慨萬分,並表示決不當亡國奴!
我是河北省鹽山縣人,距第29軍軍長宋哲元故鄉(山東樂陵縣)只有三十多華里。第29軍軍部裡有許多我的同鄉,有時我到南苑軍部去看望他們,每次都遇到他們在議論中日戰爭的前途。青年軍官們絕大部分都是速勝論者,他們說:“日本的常備軍只有幾十萬,我國的軍隊有兩百多萬,儘管他們的軍隊素質好,裝備好,但作戰經驗不夠。我國的軍隊在內戰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又是在國內打仗,天時、地利、人和,皆對我軍有利。日軍勞師遠侵,補給困難,語言不通,情報不靈,困難重重,用不了一兩年時間就會被拖垮。他們還談道:中國這麼大,把日本全部軍隊都擺到中國來,一個縣能有幾個日軍?日軍佔領的地方越多,他們背的包袱就越重,遲早會被收拾掉。聽到這些議論,我也覺得有道理,認為中日戰爭遲早要打起來,早打比晚打強。
冀察綏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29軍軍長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時很少到綏署辦公,日常行政工作委託給總參議石敬亭和參謀長傅佔魁主持。盧溝橋事變前,宋哲元到綏署召集全體幹部講了兩次話。宋講話的目的是表明態度,安定人心。他說,最近一個時期,日軍一再鬧事,時局顯得緊張,我希望大家沉住氣。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共有多少人,咱們清清楚楚,日軍就是那麼幾千人,今天往這裡調動,明天往那裡移防,都是虛張聲勢,製造假象來迷惑我們。我天天派人監視著他們,不管往哪裡調動,還都是原來那幾千人。宋哲元說,聽說大家受不了日軍的窩囊氣,急於要打,這種心情我理解。關於打不打的問題,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沒有明確指示,我們一個軍打起來,中央不接濟我們,怎麼辦?如果是那樣,我們在前面打,後面斷了供應,我們這個軍將處於危險境地,大家考慮過這些問題沒有?宋哲元還說,打起仗來,我們這個軍毫不含糊,日軍有飛機、坦克,我們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們是較量過的,兩軍殺到一塊去,飛機、坦克就不如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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