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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報告：北伐雖然在客觀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時也使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而這種危機是鮑羅廷自「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後推行犧牲共產黨和左派、在國民黨上層對蔣無條件退讓和投降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結果。9月22日，維經斯基再次向莫斯科報告，指出「鮑羅廷同志在如何對待我們總的對華政策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與總的方針相背離的觀點」，明確提出「撤換鮑羅廷」。11月6日，維經斯基在繼續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感嘆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中國共產黨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

維經斯基的這些報告引起史達林的震怒。

史達林於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作出答覆：「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同時決定非但不撤換鮑羅廷，反而加強鮑羅廷的權力，「所有派往中國的同志均歸鮑羅廷同志領導」，而「鮑羅廷同志直接聽命於莫斯科」，並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志協商。」

戲劇性的場面很快就出現了：被撤職的不是鮑羅廷，而是維經斯基。1927年3月10日聯共政治局改組遠東局，任命列普謝為書記，鮑羅廷正式進入遠東局。維經斯基還在以遠東局書記的身份指導中共籌備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遠東局內部卻已經被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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