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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麻木”，“假如要希望得到對於非私人的純粹價值的世界的稍微廣大的見解”和了解，“就必定在實際生活方面變成毫無用處的人”。《論人生理想》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第44頁。因為“在我們的全部意識中，佔了絕大部分的不是自我意識，而是他物意識，或者說是認識能力。這種認識能力竭盡全力在適應外界”。《叔本華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1頁。滿腦子“他物意識”只能受他物左右，藝術家的意識中缺乏“他物意識”，他能不成為無用之人嗎？英國哲學家柏克萊也見到“我們注意周圍事物的程度是按照它們或損或益我們的身體以為衡的，是按照它們在我們心中產生或苦或樂的感覺以為衡的”。《視覺新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23頁。事實就是這樣，你有什麼辦法。詹姆士發現，愈是文明者，其純知覺愈退化。他不無感嘆地寫道：“屬於所謂高等教育的我們大多數離開自然遠之又遠了……我們飽�（tiǎn誘取）抽象的概念，並且滿嘴都是空言贅語；由於培養這些高等功能，那些與我們簡單相關的特別的快樂來源往往乾枯了。”我們本有的純知覺功能就消失了。“在這些方面，野蠻人和天真未鑿的人民，我們自己以為比他們好得那麼多的，實實在在是活的；我們在這些方面往往是死的。”同①第54頁。這就是說，對宇宙萬物，對大自然我們的知覺麻木了。一位印度哲學家也如是說：“沒有樸素，一個人不可能是敏感的，——對樹、對鳥、對山、對風，對我們周圍世界所發生著的一切事物；如果一個人不是樸素的，那麼，這個人便不可能敏感到事物內在的暗示。我們大多數人是如此淺薄地在我們意識的表層上生活著。”《生活的問題——克利希那穆爾提文選》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95—96頁。

但在某種場合、某種環境中，在無所為而為的心境中，這種純知覺功能又可復甦。詹姆士就有過這種體驗。那是在一次深入密林打獵的活動中體驗到的。他這樣寫道：“我到那裡並無目的，也沒什麼可以說得的動機”，“實際上也並沒有可打的東西”，也“沒看見一隻獸”，“我只是不知不覺地”行動著。“在我當時的心境裡思想成了不可能了”，“我不知道我與我的理智中間已經起了隔膜——　一直到了我回到故我”。即返璞歸真了。“無疑，我那時是退著走”，而“高階理智的功能”則告“中止”，“而代之以純乎蠻人的心境。蠻人很少思想，很少推理，他的純乎感官的知覺是更靠得住的指導，他與自然界完全調和”，“甚至有時與他捕食的野獸在精神上差不多是在同一平線上”。《論人生理想》第54、58頁。

以上所引述，是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論證了純粹客觀性。可謂殊途同歸，不謀而合。正可互相補充。

寫到這裡，我們可以結論說，純粹知覺或審美知覺與普通知覺是有質的區別的。普通知覺以自我或人類為中心組織起來，以思想或概念把握知覺後面的東西，將知覺引向實用方面；而純粹知覺則是以客體為中心組織起來，它往往超越實用界限，而僅專注專念於知覺自身。這其實是知覺的孤立化，但正因其孤立，知覺才得專注自身而得以集中而強化；而集中和強化究其實乃是打破實用封閉的限制和束縛而走向開放，使之直接知覺物件本身並直觀其本質以透過自然之心。這同時就使自我得到擴大、再擴大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