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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賴寧的文章她也不准我寫，也不讓我參加學賴寧的演講比賽。

我急了，說：“老師說，我們是學賴寧的精神。”

媽媽輕蔑地說：“沒有救火行動哪來的精神？”

“賴寧學習好，還幫助老奶奶。”我把老師的話重複給她聽。

“你學習不好嗎？你沒有做過好人好事嗎？為什麼大家不學你呢？因為太普通了，每個人都能做到。只有他救火了，並且獻出了生命，才是你們所沒有的，才是值得你們學習的。但是，救火是成人的事，即使是那座山被燒光了，也不能把兒童的生命賠進去。”

她甚至對有些見義勇為都有看法，她說：“讓赤手空拳的市民去與武裝到牙齒的歹徒搏鬥，那不是毫無意義的犧牲嗎？那要警察干什麼呢？見義勇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一味地提倡。”

還有一次，有一個先進事蹟宣講團來學校巡迴演講。內中有一個醫生介紹自己的事蹟說，在年三十的晚上她主動值班，讓科裡的護士與男友約會，結果因為她不在家，她的孩子發燒沒有及時治療，成了肺炎。

媽媽在家裡大罵這個女人，說她是個沽名釣譽的小人，在課堂上，她也抨擊這個女人，媽媽還寫了文章登在一個婦女雜誌上，說：一個女人連自己孩子的生命都不愛，還有什麼資格奢談“愛心”？

這樣看來，好像媽媽很冷血很沒有責任感的樣子，其實也不盡然。

粉碎“四人幫”後，媽媽參加了“平反昭雪”的工作，據她說，到86年之前，她有很長的時間就是調查、瞭解，寫平反材料，還寫悼詞、開追悼會——給“反右”和“文革”中死了的人。這些我都沒有印象，只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個教外國文學的老教授，剛解放時就是行政15級。經過幾次運動，級別一降再降。後來儘管平反了，也只是給他恢復了原級別。好像是90年代初吧，他得了絕症，惟一的孩子在外地，他的太太整天哭泣，說老頭子有一個願望，想住一下高幹病房。在中國這個等級森嚴的國度，又在那個年代，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換句話說，是一件拿錢都辦不到的事，為了滿足老教授的心願，媽媽到處找人，到處求助，最後找到已經畢業的一個學生，他的父親是省老幹部保健委員會的，找他批了條子，老教授終於住進了高幹病房。老教授死時，他的孩子還沒回來，他的太太悲痛欲絕，身邊沒有一個親屬。正在那時，媽媽趕到了醫院，老教授死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媽媽穿的。這件事我之所以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這之後有一天老教授的太太從外地回來，為感謝媽媽送給媽媽一小包沒有包裝袋、用報紙包的甜甜的點心，晚上回家媽媽拿給我吃，告訴我，這是新產品，叫“薩琪瑪”。

為死人（不是自己的親屬）穿衣服這件事我思考過很多回，我就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想了半天，我想我可能做不到，大概很多人都做不到。

如此說來，媽媽也是有愛心和責任感的。

二、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女人

年輕時的媽媽心高氣傲、目空一切，那個年代的各種榮譽她都擁有過，什麼“學毛著積極分子”啦、“五好戰士”啦、“知青標兵”啦等等。

可是自從有了爸爸和我，媽媽就不思進取了。除了勤勤懇懇地完成本職工作以外，她的所有的時間都留給我和爸爸了。而爸爸呢，除了不會做家務，其餘的都會。喝酒、抽菸（現在不抽了）、下圍棋、拉二胡、拉小提琴，還有就是沒完沒了的寫作。

粉碎“四人幫”以後，百廢待興，很多人都從大學裡調出去了。

可是，生活相對媽媽來說，如同頭頂上的這一片天空，滿布著耀眼如星的希望，伸出手來卻是遙不可及。

有一個從大學裡調到外貿的叔叔，經常來家鼓動媽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