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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努力：“從戊戌政變前後至‘五四’新文化運動20年是現代意義上中國新文學的醞釀、準備時期；本書所要研究的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文學的發展，構成了20實際中國現代文學的‘上篇’；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都是中國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覺醒、大奮起的產物，同時又是東西方文化互相撞擊、影響的產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體性特徵”？？。《三十年》雖然是多人合力編寫的結果。但是體現出自己獨特、明確的文學史觀。他第一次明確的把中國現代文學放在二十世紀文學的大框架範圍之內論述，以“改造民族靈魂”來概括三十年新文學的主題，敘述體例也有所創新，在各個十年的論述中，依文體建立章節，一些重要作家也單獨立章。對張愛玲也做出了以前文學史所不曾有的重視。給出了800多字的篇幅，1998年的修訂版又增加篇幅，用1500多字進行論述。對張愛玲小說在城市/都市題材之外又發現了女性視角，在對《金鎖記》、《連環套》、《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沉香屑　第一爐香》和《年輕的時候》的分析中，看到張愛玲畫下的“現代女性痛苦掙扎的軌跡”，以及雖然描寫都市，“總是能用各種方式回到家庭，從上海市民家庭的視窗來窺視這個城市舞臺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歡”，張愛玲的筆下雖然寫的是男女婚戀的離合，“一支筆卻伸入人性的深處，挑開那層核殼，露出人的脆弱黯淡”？？。

九十年代，尤其是隨著張愛玲的逝世，大陸也掀起一股張愛玲熱。新出的一批現代文學史著作在力求多元寫作的同時，不約而同的都把張愛玲放在較為顯眼的位置進行論述。如程光煒等人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淪陷區文學單立一章，這一張的撰寫也由淪陷區文學研究專家張泉執筆。這一變化反映了自80年代以來文學史觀的多元化發展，這一發展不僅擴大了現代文學的內涵，而且也體現出現代文學研究中文學史家價值觀念的變化。

文學史的寫作在逐漸的轉變，對張愛玲迴歸的理論上和美學上的支援在更早的時候已經出現。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在開創性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提出要把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看成一個發展的整體。在這一文學視野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認為文學的現代美感特徵是以“悲涼”核心。他們從現代文學之初的《吶喊》、《彷徨》一直到當代的《黑駿馬》、《人到中年》，“體驗到的與其說是‘悲壯’不如說是一種‘悲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種“悲涼”的美感特徵在某種意義上暗合了張愛玲的美學原則。張愛玲曾說：“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這一理論上的闡釋，給張愛玲迴歸大陸文學史奠定了理論上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世紀末的多元寫史現象和張愛玲的熱潮是不是意味著張愛玲向現代文學史的迴歸？也就是說，在被遺棄了三十年後，張愛玲終於可以找到自己文學史上的位置了？歷史也許不是這麼快就能掉轉個方向。雖然在文學史外，張愛玲的聲勢一浪大過一浪，“祖師奶奶”的名號，“張派傳人”的擁擠，商業情調的炒作，給張愛玲以無處不在的印象。但文學史中的張愛玲始終沒有“紅”起來。縱觀整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的發展是文學的主流。不要說國家文學史的寫作，就是在體現出史家個性的個人文學史中，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發展，始終是文學史寫作的主要方面。在這種新文學“正典化”、“主流化”的史觀與判讀基準上，張愛玲在什麼意義上，什麼程度上“迴歸”，仍然是一個問題。如果說只是在新文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