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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Sir　Robert　Hart　）前往歐洲遊歷。但斌椿為官派，且在英國官方色彩相當濃厚的赫德督率之下，所言所行極其謹慎。此後，清政府還派遣了一個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團前往歐洲遊歷，其效果與斌椿之行大同小異。王韜在英國共度過2年零4個月，從走向世界這一角度說，他的歐洲之行是中國文化知識精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斌椿的遊歷筆記《乘槎筆記》大多是對西洋事物的表面現象的勾勒，而王韜的筆記《漫遊隨錄》則能透過現象觸及事物的根本。他在描述西方製造之精時筆鋒進而觸及西方的文化科學教育以及經濟與政治制度，斌椿是不可能達到這一深度的。尤其對民風的對比分析，斌椿的《乘槎筆記》就只能缺略，不冀。

清政府直到1875　年才正式委派郭嵩燾為中國駐英公使，其時距王韜赴歐已有8　年之久。後來的郭嵩燾在《倫敦與巴黎日記》竟說：〃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他的文明論及根據其出使時從上海到倫敦50　天的日記而撰寫的《使西紀程》的命運，如梁啟超所述：〃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2000年的文明。哎喲！　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版，才算完事。〃①　他在《倫敦與巴黎日記》光緒四年二月初二（1878　年3月5　日）寫道：

蓋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其餘中國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哈甫者，譯言得半也；意謂一半有教化，一半無之。其名阿非利加諸回國曰巴爾比瑞安，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西洋謂之無教化。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②

他在解釋西方現代〃文明〃概念的時候已經視之為綜合概念，並明確指出這一概念從來就有其對立面。如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國日記》中所說：〃歐亞諸國，不與中國相通則已；通，則其教未有不互行者。餘是以知耶穌之教之將衰，儒教之將西也。〃①一直到梁啟超，即使是在他們遊歷了歐洲後，其思想也並未擺脫如是集體想象的束縛。

鴉片戰爭使中國文化精英開始探索英倫之旅（3）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屢敗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由此喚起了部分開明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意識。而實際上，在馬戛爾尼使華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中英文化交流仍以英國為接受主體，探討中國所給予的影響，但從此也進入了上一歷史的尾聲，以中國為接受主體與英國的接觸以及從英國所獲得影響。以鴉片戰爭為轉折點，此後的中英文化交流絕大部分屬於中國從英國的〃拿來〃與借鑑。

相對於近代中國而言，多年以來，英國一直是個強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一個國家的興衰輪替，就不能說與這一國人民的性格習氣一無關係。其中近代中國人中的優秀分子對英國國民性的觀感，對英國社會政治性格的分析，至今仍然能夠啟迪我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觀察，對中西世態人情的體悟。這是國人要認真思考的。所謂英人為行動之人、法人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為感情之人……而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他們的生命趨向於內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衝突。這一切，尤其到了近代史上的另一個關節點。在1895　年以前，相對於儒家學說，西方思想還只是一種補充性的知識來源，但到了此時，它已經儼然成了替代性的意義系統，成了合法性的權威。②

在後來持續的行遊英倫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