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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來，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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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后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請參看本書《論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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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透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所謂“瘟疫”，即瘟病，瘟也是發熱的意思。）�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週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匈奴對漢朝的生物戰爭及其歷史後果��（2）

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連載：漢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導演：胡玫　編劇：江奇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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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覆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

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