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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求她的社會關係立即給予回報，但她堅信他們會在某個關鍵時刻給予回報。因此她每月收入的30％用於與朋友和客戶的人際交往，而且即使她每週幾乎每天都要晚上八點以後才下班，她還是儘量抽出時間和精力去陪客戶和朋友。她認為朋友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要佔60％以上。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在某種意義上講，中產階層比社會的其他階層更多地將社交看作是一種“資源交換”行為，並更加懂得如何運用社會交往獲得社會資本。

我們認為，對於中產階層而言，他們已經有意無意地體會到社會資本的作用。正如科爾曼所說：“社會組織構成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為人們實現特定目標提供便利。如果沒有社會資本，目標難以實現或必得付出極高的代價。”詹姆斯·S�科爾曼，同前引書，第356頁。從訪談物件的表述中，他們所意識到的社會資本的功用主要體現在如下的三個方面：

其一，由於社會網路傳遞比較充分的資訊，因此有用的資訊是社會資本的第一種重要作用。科爾曼就認為“存在於社會關係內部的資訊網路”是社會資本的一種重要的形式，“利用業已存在的社會關係是獲取資訊的重要手段”。詹姆斯·S�科爾曼，同前引書，第363頁。在這個問題上，中產階層的感受更加明顯，選擇瞭解資訊為社交重要作用的中產一般比非中產要高10％。北京的訪談物件B3是北京本地人，他的社交圈中有三個圈子由同學組成：初中同學、高中同學和大學同學。他較為頻繁地穿梭於同學聚會，並不惜為之付出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甚至出面組織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同學來參加活動，原因用他的話來說只有一點：能從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同學那裡獲得很多有用的資訊。他說：“在朋友漫無邊際的談話中通常能篩選出重要的資訊；在中國沒有熟人的情況下，你就無法得到全面的資訊。”當然消費資訊的獲取也往往來自朋友而不是廣告。廣州的訪談物件G1談到他的消費資訊來源時說到：“大部分就是朋友介紹。比如說出去吃飯，他會說，哪個地方好一些，哪些地方不行，你別去，那就最好不要去了。買車也是一樣，朋友推薦的一般都不會錯的。我在報紙上、電視上也看到廣告，但我一般不大會相信它們，很多是騙人的。”

其二，由於社會網路溝通資源相異、權力不等的個人，因此能產生一種非正式的社會性交換，而這種資源交換是社會資本的又一重要作用。這種交換不同於明碼標價的經濟交換，“社會交換帶來未作具體規定的義務”，彼德·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華夏出版社，1988，第109頁。其間滲透著情感的交流。按照科爾曼的說法，這是一張信用卡：“如果A為B做了事並且相信B在將來會回報他，這就要A身上建立起了期望而在B這一方面建立起了義務。這種義務可以被想象為一張A所持有的要求B兌現的信用卡。”保羅·F�懷特利，同前引文，第49頁。在訪談中，北京的受訪者B4說，他經常會與以前或現在的同事、領導和部下聚會，這種聚會讓他的工作變得更加得心應手。就在幾年前，由於這種頻繁的與上級領導的聚會，使時任醫院領導的B4從老領導那裡得到了計劃外的幾千萬元的撥款，蓋起了一棟大樓，取得相當出色的政績。北京的訪談物件B3則形象地說：“在中國，人際關係是第一生產力。”他說：“朋友會提供各種幫助，是日常工作的催化劑，使你多一些優勢，加一點砝碼。”相比之下，非中產階層在這方面的意識就要差一些。中產階層更善於利用社會交換為自己獲得利益，所以他們更多地參與應酬，更多地認為交往能夠促進自己事業的進步。

其三，社會網路有利於形成個人的聲望，“就像一個人的文憑和證書一樣，是一種資本”。　以上內容參見邊燕傑，同前引文，第2～3頁。米爾斯曾經說過，社交是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