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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錢的一群精英，那些適應力量強、最懂得如何競爭的贏家，在新貧的氣氛籠罩下，也擔心會被淘汰，跌出贏者圈。從收入最高者到中產階層，都對新來的“貧窮”感到很不舒服。對自己未來的收入不樂觀、對未來的生活環境不看好，是臺灣“新貧”階級的共同隱憂。也有人提醒，不應該只將“所得”和“財富”當成幸福的唯一指標。雖然過去多數臺灣人眼裡的價值只有“錢”，因此不擇手段追逐財富，犧牲其他的價值。但當逐漸成為主流的新貧階級，慢慢變成中產階層的同義詞時，這也會是未來2～3年大家最關心、也最擔心的趨勢。陳雅慧，同前引文；2003年2月21日。

“教育普及”與“權力重新分配”（1）

“教育普及”與“權力重新分配”　對社會階層間的影響力

根據相關統計，1952年，臺灣地區的文盲高達總人口的42％，而1995年，文盲比率已降至6％。這樣的轉變應歸功於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自1968年起，臺灣當局即要求所有7～15歲的孩童都必須入學，至少接受九年國民教育。此一政策不但奠定教育普及的基礎，同時也促成日後高等教育的發展。該統計同時也指出：1950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尚不及80％，然而到了1975年，就學率已超過90％了。同時，高中高職畢業生的升學率，也由1940～1960年間的40％左右上升至1986年的85％；而學齡人口（6～21歲）的在學率則由1965年的68％提高至1986年的79％。教育使人知識提升，經濟發展則創造新興部門和職位，兩者並行不悖，互為因果。“###終身學習網”：《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臺北，2002。

臺灣現代化的階段與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現代化的工程，是從1949年的農經改革開始的。第一階段的政策實施主要有三：1949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年的公地放領、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其後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對發展臺灣工業進行有系統的建設。以迄至1974年鑑於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及應對能源危機的發生，1976年開始施行六年經建計劃，並從1980年開始實施十年經建計劃，且自1982年同時推行“科技發展方案”，展開以資訊工業為主的科技化主導策略。陳瑞貴：《國際論壇——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臺北：南華大學學術期刊出版，1998年11月。

臺灣社會結構的變遷

就結構功能論而言，任一社會部門的變遷必會帶動其他部門的改變，使社會再趨於整合。從現代化的概念而言，變遷的過程會是全面的、整體的。從經濟公平的角度而言，經濟發展的碩果應普遍為社會大眾所共享，即社會大眾的福利應隨經濟發展而提高。臺灣現代化的過程基本上不出此一理論架構。在人口組合、都市化、職業流動及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質量上表現出相同的趨向。

就人口組合而言，1951年以後的30年間，臺灣人口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明顯下降。1951年出生率高達49�87％，死亡率為11�57％，到1985年降為出生率18�03％，死亡率4�81％，同期自然增加率由41�68％降到12�91％。死亡率的降低相對使臺灣人口結構老化，高齡化人口比例增加。65歲以上人口同期由1951年的2�45％增至5�05％。同期預期壽命亦大幅延長，男性由53�38歲而為70�82歲，女性由56�33歲而為75�81歲，分別增加17�4歲、19�48歲。出生率與死亡率的降低，老年人口的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在人口轉變理論上顯示的意義是：家庭生活條件獲得改善，夭折率降低，營養攝取來源充分，醫療條件良好，家庭及社會勞動力的需求轉變